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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域美术研究的全球视野 ——以岭南地域美术研究为例 广州艺术博物院 (陈伟安)

发布时间:15-08-19

      地域美术研究,自古有之,肇始于宋代黄休复的《益州名画录》,为最早的一部记述唐、五代至宋初以西蜀寺院壁画创作为主要内容的地区性画史。对于二十世纪地方美术的回顾与反思,梳理其历史线索,揭示其历史机遇和挑战,凸现其历史文化责任,总结得失,剖析问题与不足,对促进中国美术史的发展具有不容忽视的价值与作用。

       一、岭南地域美术的特点
      近代以来,广东作为中国之一省,凭借独特的地理位置与深厚的岭南文化,几代先贤把握时代脉搏,主动寻求变革,引领了中国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开放和创新的风潮,艺术家因利乘便,内学传统,外学西洋,励精图治,勇于创新,开创一代风气。历史表明,二十世纪上半叶广东美术是特定历史时期社会变革在美术领域中的反映。一方面,广东地区毗邻港澳,处于海外交通的要道,是中外异质文化冲撞、交融的枢纽所在,其美术深刻地带有中外文化交流、融合的印记,是中国近代美术发展史上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另一方面,近代美术的发生与发展在中国美术史上是一次伟大的变革,是艺术体系的近代演进与转型。艺术体系的近代演进包括美术的社会性质和社会基础、美术观念和审美规范、创作主体和接受对象、作品社会内容和文化内涵、艺术思维和表达方式、艺术语言和艺术的存在与传播方式,以及中国美术与世界美术的关系等在内的艺术结构系统。由于时势所造,近代美术的发生与发展使得广东成为美术界传统与革新博弈的与北京、上海并重的三大重镇之一。同时,广东近代美术在中外文化交流中所具有的丰富内涵与独特地位为我们提供了研究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与比较的视点。由此而言,对广东近代美术的研究必须是全球化的视野,是跨民族、跨语言、跨地域,跨国界的。也就是说,这种研究绝不能仅限于对地域性绘画流派、少数美术家个案史料梳理的单向度研究,而应以一种开放而广阔的跨文化视野,一种全球化视野,揭示近代以来中外文化、地域、民族美术的异同及其彼此间的交流,这种研究视野与研究语境是双向度、多元的研究。再者,对广东地域美术以全球化的视野,做出系统、全面的考证,剖析其特有的文化内涵、艺术价值及其表现方式,总结广东美术独特的发展历程、历史意义,从而为传承、弘扬、保护传统文化提供参考,同时在当前多元文化语境下对推动中国当代艺术的健康发展有重要的意义。三者,作为全国版图中的一个地域,广东近现代美术史的普遍性和独特性是中国美术史写作中的一个重要的参考坐标。如何构建地域性美术研究的范式与谱系,探究在全球化大文化的背景下更好地发掘地域性美术文化的优势,建构新的文化形态,不仅有利于历史脉络的梳理和地域美术风貌的探讨,在揭开地域美术时代差异的同时,也为地域美术之间的“比较”提供资料,有利于探索美术的地域特征以及南北地域的比较、中央与地方的比较乃至东方与西方的比较。

       二、岭南地域美术研究的现状
      事实上,地域美术的研究既是微观研究,也是宏观研究。一方面,如何从地域文化的人文气象和自然景观着眼,由个体到群体宏观地把握其创作心态、个性特征、审美品格、艺术旨趣、乡土气息、地域色彩,正是地域研究的大有可为之处。另一方面,地域美术的研究既是地方的,又是全国的。如2007年11月,由广州美术学院、广东省美协、岭南画派纪念馆等单位联合举办的“岭南画派与20世纪中国美术”,通过国内知名学者的共同探讨梳理岭南画派的发展脉络,进而研讨岭南画派与二十世纪中国发展的关系,以及对历史、现在、未来的影响。与会专家普遍认为,虽然岭南画派发源于广东,但她从来不是一种孤立的历史现象或一个局部地区的历史片断。她上接明清美术的发展,并与国内京、沪等地和国外各种思想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换言之,岭南画派既具有广东区域文化的特殊内涵,也具有二十世纪中国美术的一般特征。
      广州艺术博物院近年来在地域美术研究方面更是做了非常有益的工作。广州艺术博物院在开展地域美术研究工作时,一方面是研究对象以岭南地区为主,既包括群体性的,如岭南画派、广东国画研究会、赤社美术研究会、现代版画研究会以及有广东海派之誉的岭东绘画等等,也包括个体性的,个体性的研究范畴则又包括岭南地区土生土长、外藉来到岭南生根开花、从岭南地区走向全国乃至全世界的美术家,对声名显赫的美术家研究的同时,更注重因为历史与客观等原因逐渐为人淡忘、被历史湮没的美术家;另一方面是联合粤港澳的相关机构开展地域美术研究。如2007年与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联合举办的《高剑父画稿展》,探寻岭南画派开山鼻祖高剑父鲜为人知的创作历程;2008年广州艺术博物院联合香港艺术馆、广东省博物馆、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东莞市博物馆、东莞市可园博物馆开展对岭南画派有重大影响的居巢居廉绘画艺术的研究,在粤港两地公藏的3000多件二居作品中遴选249件精品分别在穗港两地举办《故园拾香――居巢居廉绘画》,出版大型画册和研究文集;2009年广州艺术博物院联合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香港艺术馆,对已被人们淡忘的中国现代杰出的艺术家、教育家丁衍庸展开研究,不但出版国内第一本全面反映丁衍庸艺术成就的大型画册,更出版了填补丁衍庸艺术研究空白的《丁衍庸艺术回顾文集》,而研究同样渐为历史湮没的符罗飞的“心灵的艺术家——符罗飞作品展”,则入选文化部“2013年全国美术馆馆藏精品展出季”项目并获得最高奖——优秀展览奖。作为收藏岭南画派画家数量与作品质量最为丰富的艺术机构,除了建成岭南画派展示与研究平台外,还将《岭南画派百年经典》展览打造成为品牌展览在海内外进行巡展,2013年更与台北故宫联合举行《溯源与拓展——岭南画派特展》,广州艺术博物院成为广东第一个赴台北故宫博物院举办展览的文博机构的同时,更扩大了岭南画派在海内外文化艺术界的影响。广州艺术博物院依托自身丰富藏品,除对岭南画派、广东国画研究会等流派与团体的画家进行个体与整体的“常态”研究外,还不遗余力地对司徒乔、赖少其、廖冰兄等岭南地区杰出画家进行挖掘性研究,初成规模与系列,受到各界好评。
      岭南画派纪念馆也是专注地域美术研究卓有成效的学术机构,继2011年举办“岭南画派在上海国际学术研讨会”,将岭南画派置放于近现代中国美术发展的广阔场域中,力求超越传统的地域与画派的研究方式,对近现代中国画坛最有活力的岭南画派与海上画派之间的交流互动、渗透影响、历史渊源进行梳理后,又于2013年联合广州艺术博物院举办“国画复活运动与广东中国画国际学术研讨会”,站在新的高度从独特的角度回眸近百年前岭南画派的“对立面”——广东国画研究会的艺术成就。而成立于2008年的广东人文艺术研究会,本着弘扬优秀传统文化、鉴古开今的愿望与宗旨,在2011年启动庞大的《岭南画库》编纂的系统工程,以岭南绘画发展的历史脉络,挑选出不同时期具有代表性的画家和作品,约请海内外相关专家学者进行深入研究,以图文并举的方式陆续加以出版,以期全面展示岭南绘画的发展与成就。

        三、岭南地域美术研究的国际视野问题
      但在目前有关二十世纪广东美术史的研究中,却存在着亟需扩大研究视角的现状与问题。
(一)缺乏总体研究的视野。长期以来对于广东近代美术研究多聚焦于岭南画派或广东国画研究会的史料研究,缺乏对现有研究成果进行全面、系统的爬梳、整理、调研,甚少构建广东美术在中外美术交流与中国美术研究的网络构架,以及对其进行系统、深入的分析。
(二)缺乏在二十世纪广东美术史研究框架下,具有学理性深入的个体研究。2007年在中国美术馆举行“王肇民学术研讨会”上,殷双喜指出:“很多优秀的广东画家,他们在艺术史上的地位,在艺术语言上的贡献,却仍然没有得到充分的研究和肯定。因为没有多少研究,在如何确立他们在艺术史中的地位就会变得困难。还有,从个案研究转向群体性的流派和思潮,并进一步研究广东独特的社会文化与历史环境,尤其是新中国以来的历史环境,还缺少更深入的探讨”。 刘骁纯也指出,“对于像王肇民这样的广东著名画家,一般性的座谈会是不够的,应该进行更深入的专业研究。广州究竟有没有什么教授、学者或者博士写王肇民的专论?我说的不是一般性的回忆文章和一般性的感慨、夸奖之类,而是研究,是发掘出他在二十世纪中国艺术史转型当中所达到的艺术高度”。 事实上,从现有的研究成果来看,二十世纪广东美术史的研究仍处于史料收集、整理的层面上,尽管近年来包括广东美术馆、岭南画派纪念馆、广州艺术博物院等在内的广东众多美术馆、博物馆都在致力于寻找和挖掘被美术史屏蔽的“失踪者”,但还有大量典型个案仍需要展开深入的学理性研究工作。
(三)缺乏中外艺术交流和比较的研究角度。科学地讲,要全面地审阅近代广东美术的发展史,必须对近代广东美术史上的重要社团、流派、画家作品以及各种美术现象,从不同层面、不同角度进行深入的研究,否则有些结论就很难站得住脚。比如过去对于岭南画派、广东国画研究会的评价就存在片面与偏颇的现象。客观而言,从中外艺术交流和比较的层面切入,一方面,二十世纪以来广东美术家多有留洋学成归国之经历,从李铁夫到高剑夫再到林风眠等涌现出大批留洋画家,他们的足迹遍布欧洲、美洲以及东南亚等地,一则他们的艺术思想深受国外艺术思潮的冲击与影响,二则他们的艺术活动也传播了中国的艺术思想,展示了前辈艺术家们的卓越艺术成果,对中外美术的发展也产生积极的影响。另一方面,至今为止,粤籍画人仍然遍布全球大部分地区,有的是岭南画派的传人、后人,有的是二十世纪上半叶留洋出国的美术家、华侨的后人,更有的是迫于形势,解放前出国留洋的美术家。他们的艺术活动、艺术思想、艺术风格、艺术主张都与广东地域性美术的特质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倘若从中外美术交流的形态演变视角切入,通过对二十世纪广东美术创作中心空间移位的研究和对美术家在中外艺术活动与艺术思想形成的分析,以及对中外艺术思潮与美术家绘画风格生成对应关系的揭示,不仅能够发掘出二十世纪广东美术发展的某种规律,而且还有利于探讨广东地域性美术的独特艺术价值,推动异质文化间的交流与对话。
(四)缺乏考究二十世纪广东美术与全国美术发展的互动与回应性研究论述。2003年12月,由广东省美术家协会、广东画院、广州美术学院等八个单位联合主办了“广东与20世纪中国美术”国际学术研讨会,是第一次以广东美术现象与中国美术史的动态关系为专题的国际学术研讨会,有近40名中外学者提交了论文并参加研讨。2007年11月举办的“岭南画派与20世纪中国美术” ,旨在梳理二十世纪岭南画派的发展脉络,总结岭南画派在中国美术史上的地位与作用。但从目前研究的现状而言,深入论及百年广东美术史与全国美术发展的因缘互动关系之论述多为粤籍以外专家,广东美术研究工作者似乎在这些方面着笔不多。事实上,一方面,自上世纪初西学东渐以来,无论是中国画的发展还是西画的传入,都使中国美术一直处于变革之中。很多影响重大的美术思潮、美术现象、美术团体、美术家都与广东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不少更是发轫于广东。另一方面,从不少粤籍美术家的活动履历的层面上分析,他们的艺术活动时空范围并不仅仅限于文化地理中的“广东”概念。再者,从国内画人与粤籍美术家的交往而论,无论是美术教育、艺术市场、画学主张以及办刊办展诸方面,都体现出广东美术巨大的辐射力;三则,无论是“中西融合”、“写实主义”、“艺术大众化”等艺术主张与思潮的推行与接受,广东美术都超越了地域的局限,把限制转换成资源。可以说,广东是近代中国美术的策划地之一。因此,对二十世纪广东美术与全国美术发展的互动与回应性研究仍是一项意义重大的研究课题。
(五)对广东左翼美术为研究重点之论述仍是重大的缺口。事实上,如果我们把二十世纪初期以来流动于上海、重庆、广州、香港的左翼美术活动当作一个连带的整体来加以考察,以此梳理出上个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广东主流美术波澜壮阔的左翼倾向的话,可以发现,历经战火和斗争锤炼的广东左翼美术不仅拥有广东丰富深厚的革命历史资源和丰硕的艺术成果,还构成了新中国初期广东美术创作的强大基础,并一直影响着广东美术的主流走向,并形成了一个令全国美术界瞩目的“广东现象”。 再者,近代以来广东的历史人物,在二十世纪中国的历史舞台上更是扮演着相当重要的角色,他们的政治理念和文化思想及由此而产生的实践成果,在诸多层面都影响了中国政局和文化的发展。为此,立足于革命美术或左翼美术的角度,对广东美术的研究不仅仅限于美术范畴,它更是对二十世纪中国波澜壮阔的革命运动与庞大的左翼美术发展的重新认识与重新审视。
鉴于此,探索二十世纪广东美术地域特征应具有全球视野的学术眼光。一方面,丰富的中外艺术交流和特殊语境中地域性美术的交流以及广东作为中国近代美术的策划地之一,都成为近代广东美术风貌变化、杂糅的催生剂,随着时代的变迁,这些艺术文化特征,使得二十世纪广东美术的发展史形成了丰富的历史资源和文化内涵。百年广东美术的发展实质上暗含着一条艺术革新的线索,将这条线索投射到美术研究当中,必定能勾勒出二十世纪广东美术的丰富境象。另一方面,在全球化的语境中,本土文化、地域生存、中国艺术经验都成为了重要的文化和艺术问题,因此,以二十世纪广东美术的发展史作为地域性美术研究的对象,其意义在于呈现全球化与地域化之间的对抗与砥砺中,美术现象、美术思想、美术研究所呈现出的多元性、独特性和开放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