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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术论文投稿 康有为不同时期的书法特色及其 文化交往考析 (张素娥)

发布时间:15-08-19

多年前,《中国书法》杂志社主办的题为“中国20世纪十大杰出书法家”的评选活动(注1),经过专家及书法爱好者的投票评选揭晓,名次以票数排序如下:吴昌硕、林散之、康有为、于右任、毛泽东、沈尹默、沙孟海、谢无量、齐白石、李叔同。对于书法及收藏爱好者而言,此评选结果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据说结果甫出,一些藏家大感意外,有些长期以来备受争议的书家居然赫然名列其中,如林散之、康有为等,且名次居前,感到不可思议。收藏界一向认为,书画收藏,当然应以艺术质量为第一要素。而这一潜在要数,亦就构成为是次评选的衡量法码,否则别无旁选。若以此究而论之,上述评选结果乃实至名归,足以令感意外者释怀。这是一个耐人寻味的结局。本文以康有为书法为例展开一说。
康有为(1858—1927年),广东南海人。原名祖诒,字广厦。出生于一个以理学传承的名宦之家,幼有神童之目,熟习儒经,涉猎群书,“忽见天地万物皆我一体,大放光明”之后,自号长素。因其常口称“圣人”,故又得“圣人为”雅号。清光绪年间进士,官授工部主事。1879年到香港游历,感受到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影响,看到“西人治国有法度”,开始改变那种视外国为“夷狄”的传统观念,易号明夷(注2)。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主持新政,史称“戊戌变法,百日维新”,告失败后,易号更生。此后,康有为开始了政治逃亡生涯,去国离乡,流亡16载,历经32国,环球行程总计约6万里。1917年6月,参与溥仪复辟,失败后,易号更甡。晚年自号天游化人、西樵山人、游存叟、南海老人。世人尊称为“南海先生”。 康有为是近代史上最有争议的人物之一,但是,客观而言,康有为作为我国近代一位富于开拓精神的改革者、思想家、学者,曾经站在时代之前沿,在政治、思想、学术、诗词、书法、考古等各个领域内,倾注着满腔热忱,进行了具前瞻性开拓意义的探索。尤其在书法领域,推举其为清末民初独树一帜、开宗立派的书法大师,应无可厚非。其31岁时所撰写的著名书学论著《广艺舟双楫》(图1),集中反映了他“尊魏推碑,抑帖卑唐”的主张,由此奠定了其于书法史上的地位。他精通书法,早年临习王羲之《乐毅论》、欧阳询《九成宫醴泉铭》等历代碑刻,特别倾力于魏碑《石门铭》,在《广艺舟双楫》中,康有为将之列为“神品”,尤为推重:“《石门铭》为飞逸浑穆之宗” 。“飞逸奇浑,分行疏宕,翩翩欲仙”(注3)。康有为书学思想上崇碑抑贴的倾向廓然明朗,诚然有失偏颇,对其书法实践却反而起到了莫大作用,由此也成就了其开宗立派的创举。结合对书学理论的思考,康有为形成了自己鲜明独特的书写风格,世称“康体”。与其政治实践所走曲折道路迥异的是,康有为在书法领域却是长袖善舞,改革探索自始至终坚守直至终生,将书法实践与理论探索相揉合,以实现自己对流于清代的“二王”一路书风的发展走向加以倡导之理想,这就阐释了为何“康体”得以征服逆潮者,成为碑派后学的楷模。审阅历史不难看出,尽管自近代以来书法界、学术界对“康体”的贬斥之辞从未停息过,看不懂康书的大有人在,即使谈到创作层面上,对康书持批评意见的,亦非绝无仅有。甚而连近代书家潘伯鹰也公然评抨论康书,形容其“象一条翻滚的烂草绳”(注4),且得到不少人的鸣和。章太炎的弟子马宗霍,也说康有为虽然“在六朝中脱化成一面目,大抵主于《石门铭》”,“然运指不运腕,专讲提顿,忽于转折,蹂锋泼墨,以蓬累为妍”(注5)。其实持有这种看法并不出奇,因为康体在当时确实挑战了传统的书法审美习惯。清代盛行科考制度,使得审美过于公式化和程式化,士大夫们都习惯于传统的“二王”式用笔和欣赏趣味。但不应否认,书法审美的至高境界在于在观赏形式的同时还能品味到内质。史实证明,康有为发愤于变革书法时并非一个空想型的改革探索者,而是一个踏实前行的实践者,其所倡导的书体起到了振兴清末书法萎靡、徘徊状态的实效,“令人眼前一亮”。可以这样认为,作为碑派巨子,康体代表着一种晚清之后的碑格书体,其书法成就亮点在于行草,夭迭多变而气势磅礴,内涵丰富,如江河奔腾,诚如“有股英雄气概在鼓荡”。因而“康体”令清末以降的中国书坛刮目相看也是情理中事。笔者认为,这就是为何“康体”最终能挤身于近代中国十大书家之林的墩实依据之一。
书法是历史与民族文化的载体,欣赏书法是一项综合文化艺术的享受。那些具有特定秉赋气质的笔墨符号所蕴藏着的学问信息散发着无穷魅力。吴昌硕、康有为、沈尹默、于右任等皆属于引领时尚的开宗派人物;李叔同(弘一法师)、谢无量、王蘧常等则能逸出时尚,对前人作出发屐而独步于书坛。相而较之,他们对于书法的发展同等重要。尽管他们或多或少受到碑学风气的影响,但综而论之,他们的书法都能独辟蹊径,自成格调。对于鉴藏者而言,如何提高自己的鉴赏水平以及打造精准的收藏战略性眼光,我想,“康体”的形成及其影响无疑是一值得深思的特例。下面笔者试结合广州艺术博物院所藏一批康有为不同时期书迹,以及一些体现康有为交往史迹的传世艺术品,考析藏于字里行间的关于其主人学问修为、文化交往等一些史实,探讨其书体发展规律。

一、《康有为行书扇面》纸本 作于1900年(图2)
释文:飘泊瀛寰九万程,苍茫天地剩余生。狐裘埙尾泥中叹,羊莭凄凉海上行。梦绕尧台波缥缈,神惊禹域割纵横。九州岛横睍呼谁子,龙啸天南起大声。寄邱菽园孝廉并呈老兰先生。康有为。
印章:南海康印有为(朱文方印)。
     该扇面是作者于维新失败后、光绪庚子年(1900年)正月初二逃亡至新加坡时所书的一首七言诗(注6),“飘泊瀛寰九万程,苍茫天地剩余生。”诗句描述的正是作者当时所处危急的政治背景的写照。题款中提到之邱菽园者,正是在新加坡作为东道主接挤康有为之人(注7),原名邱炜萲(1874—1941年),乳名得馨,字萱娱,号绣原、啸虹生、星洲寓公等,新加坡著名侨领,福建省海澄县(今厦门市海沧区)新埯乡惠佐村人。其父邱笃信(1820—1896年),20余岁到新加坡创业,后来经营米业致富。1881年,邱菽园8岁,随父母到新加坡生活。邱菽园从小接受传统的儒家思想教育。15岁回海澄参加童子试,一举而考中秀才;21岁,考中举人,次年赴北京考进士失败,从此绝意仕途。1896年,邱菽园父亲病逝,始与兄弟继承了父亲遗产,成为新加坡富商,同时也是新加坡唯一举人。一面经商,一面从文,倡立“丽泽”、“会吟”二文社。1898年创办《天南新报》、《振南日报》,鼓吹维新救国。1902年编写与出版《新出千字文》。《新出千字文》是新加坡现存最早的一本启蒙语文读本。1929年担任《星洲日报》副刊编辑,主编《繁星》,为星岛著名报人。
就在康有为出逃国外途中,1900年,27岁的邱菽园迎康有为到新加坡,还独捐出万元,资助康、梁等人的勤王大举,被康有为推举为南洋英属各邦保皇党新加坡分会会长。这件《康有为行书扇面》正是此时此地所书,而不会再晚于是年。因为事实上,其后不久,邱菽园因政见分歧,公开与康有为决裂,从此二人不再往来。这一点可视为对康有为作品鉴别时进行辨真假和断代的有效依据。
上述书作题款中还提到另一人“老兰”者,名潘飞声(1858—1934年)(注8),乃康有为的同龄人,字兰史,号剑士、心兰、老兰,别署老剑、剑道人、说剑词人、罗浮道士、独立山人等。斋名剪淞阁,室名水晶庵、崇兰精舍、禅定室等,为近代广东著名诗人、书画家。祖籍福建省,先祖于清?乾隆年间落籍广东番禺(今广州市)。与罗瘿公、曾刚甫、黄晦闻、黄公度、胡展堂并称为“近代岭南六大家”。 曾执教于柏林大学教授汉文学,游历过西欧诸国。 1894年甲午海战后,提倡变法图强。同年秋赴香港,任香港《华字日报》、《实报》主笔。1906年,江南文风大盛,精英荟萃,潘氏同年夏离香港返广州。1907年到上海定居,加入南社。潘飞声长于社交,与粤籍才人丘逢甲、居巢、居廉(注9)、吴昌硕、黄芦、黄遵宪、吴趼人、康有为、邱菽园、黄宾虹等交游,无不成具至交,从而大大开阔了思想境界。擅书法,尤擅行书,苍秀遒劲,还善画折枝花卉。具诗词盛名,诗笔雄丽,时有奇气,所作《罗浮山纪游》诸诗,甚得梁启超和陈衍称赏。陈璞在《花语词》序中称其:“岭表词坛,洵堪独秀。”(注10)主要著作有《西海纪行卷》、《天外归槎录》、《说剑堂诗集》、《说剑堂词集》、《在山泉诗话》、《两窗杂录》、《说剑堂全集》、《饮琼浆室词》、《春明词》、《饮琼浆室骈文钞》、《翦淞阁随笔》等近20种,著述甚丰,获“六十年间万首诗”之誉。
上述《康有为行书扇面》书于1900年,乃潘飞声在香港任职报社期间,当时特殊的动荡背景说明此间二人已有着非比寻常的密切关系,这可以从他们身上太多的相似之处寻找到答案。同为中国近代史上伟大的旅行家之一,他们阅历之丰富何奇契合;同为豪迈气质的诗人,他们的诗歌创作,同样想象奇特、辞采瑰丽、具有浓郁的浪漫主义特色;政见上同样怀揣着向往西方文明之变革抱负。因而,康、潘二人互为景仰、诗书同道显然已不需置疑了。
就书法创作而言,此幅康书体现着作者既必然又独特的书写面貌,以其一贯那种,以平长弧线为基调,运笔无明显的起止和顿挫,转折以圆缓。长锋羊毫所发挥出的特有的粗茁、浑重和厚实效果,看得出对魏碑《石门铭》和宋碑《爨龙颜碑》用功颇深,同时参以北齐摩崖《经石峪》和北魏《云峰山石刻》(注11)。既异于赵之谦的方顿挫折、节奏流动,也不同于何绍基的单一圆劲而少见枯笔,这恰是康书的别开生面之处。至于因线条张扬所带出结构的动荡、否定四平八稳的个性创作,也许并非作者刻意经营之本意。以其在政坛上曾经叱咤风云而最终遭惨败患、失于流亡的境遇看,以胸中郁勃不平之气率然作书,不倾心于柔媚周到一路之赵董、二王一流,也属情理中的事。何况仍不失大气磅礴、气势开张、浑穆大气的阳刚之美,体现出其处于危难时期之凛然书风。笔者甚至认为,此书具有书风转变之划时代标签。这点可以与下列康氏早在戊戌年间一件书作相比照。

二、《康有为行隶书扇面》纸本 作于1898年(图3)
释文:历历维新梦,分明百日中。荘严对宣室,哀痛起桐宫。祸水滔中夏,尧台悼圣躬。小臣东海泪,望帝杜鹃红。戊戌政变时作录,为海亭仁兄,有为。
印章:康有为印(白文方印)。
此帧《行隶书扇面》书写的是康有为于戊戌八月避难东渡日本后所作的《戊戌八月国变纪事》组诗中的一首诗,是对“百日维新”的回忆和总结。在诗中,倾注了作者的复杂情感:对光绪帝的怀念和对牺牲战友的悼念;对慈禧政权的愤懑和对局势的反思。充分体现出康书早期北碑南帖兼而有之的具有强烈个性的书法风貌。它吸收了魏碑用笔及体势,兼收篆隶笔法和行书的体格,熔铸古今,自成气象。结体疏密得宜,书风浑厚雄放,有纵横奇宕之气。体现康书“重”、“拙”的主要特点。“重”于浑厚、凝炼,有金石之感;“拙”在古朴、率真、有生涩之意。但总体而言,此间康有为的运笔亦贴亦碑,转折之处常提笔暗过,圆浑苍厚,重于文气,收放见法度,此乃重要特点。但相对而言,用墨缺少变化,提按不明显,未及晚年所成的浑穆大气、奔放自然。此作是作者自我书风树立前的精心佳构,代表了前半生尊遁法度的书貌。康氏前后期书风各具千秋。

三、《康有为行书杜甫五言诗联》纸本1916年后作 (图4)
释文:瑶池气郁律,天衢阴峥嵘。亼杜句,康有为。
印章:康有为印(白文方印)、维新百日出亡十六年三周大地游遍四洲经三十一国行六十万里(朱文方印)。
从“维新百日出亡十六年三周大地游遍四洲经三十一国行六十万里”朱文方印而知,该五言联是康有为在维新失败,逃亡海外十六载后,即1916年后选集唐代诗人杜甫五言长诗《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里的诗句。杜甫这首长诗揭示了唐代由盛转衰的历史过程,被称为“诗史”。诗中展述了诗人在考察途中的见闻和感受,借骊山华清宫“瑶池”的荒淫与安禄山叛军的策动隐喻出社会动乱在即之端倪。康有为辑句成联,借古喻今,表现出对清朝统治之腐败无能的同样隐忧,其忧国忧民之政治襟怀昭然。康有为此联融隶于行楷,结法平直宽博,横笔和捺笔,尚存明显隶意。墨色苍润,具古雅廓达之气象,书写时通过逆笔藏锋,迟送涩进,给人以不激不厉、高古脱尘之感,毕现康氏60花甲前后字体趋于沉郁大气的典型书风特色。

四、《康有为行书张乔五言联》 纸本 1916年后作 (图5)
释文:异花天上堕,灵草雪中春。康有为。
印章:印章:康有为印(白文方印)、维新百日出亡十六年三周大地游遍四洲经三十一国行六十万里(朱文方印)。
此联康有为录自广东明代名妓张乔诗【闻仰山禅师往曹溪因赠】句。

五、《康有为楷书宋之问五言联》 纸本1916年后作 (图6)
释文:石发缘溪蔓,林衣扫地轻。
印章:康有为印(白文方印)、“维新百日,出亡十六年,三周大地,游遍四洲,经三十一国,行六十万里”(朱文方印)。(注12)(图7)
康有为该五言联摘自唐代诗人宋之问诗【发藤州】句。诗人虽非粤籍人,但曾被贬为泷州(今广东罗定县)参军。其著名之《度大庾岭》诗,是他前往被贬地途经岭南大庾岭时所作,真实生动地叙述了过峡岭时的情景,凄楚悲凉,真挚感人。上述五言宋诗风格清秀,语言轻松自然,描写了清静山间的一派自然景色。康有为对宋诗尤为赏慕,以楷书雅就,笔道从容安祥,笔力峻拔旷达,与诗文交相辉映。
康书精贵之处在于行书大联。以上三联均为康氏中晚年时期作品,不失为康体大书之典范佳作,自我面貌已然,但仍可窥见魏碑《石门铭》及清代书篆家邓石如书体的清晰影子,笔力浑穆沉实,结体庄密中正,撇捺间笔画豪放超然,“有飘逸飞动之势”,大之气象和奔放张力跃然纸上,格调弥高,堪称“康体”的本色代表作,典型的集北碑南贴大成之作,成因乃来自康氏发韧于冲破碑贴门派藩篱之举创,这可见诸近代鉴藏家汪宗衍注录过的“联王”--《康有为为甘作屏书七言联》,上有康氏边款谓:“??????自宋后千年皆帖学,至近百年始讲北碑。然张廉卿集北碑之大成,邓完白全写南碑汉隶而无贴,包慎伯全南贴而无碑。千年以来,未有集北碑南贴之成者,况兼汉分、秦篆、周籀而陶冶之哉。鄙人不敏,谬欲兼之”(注13)。

六、《康有为草书周易诗句》轴 纸本 ?1916年后作 (图8)
释文:处高不伤,虽危不亡。握珠怀玉,还归其乡。康有为。
印章:康有为印(白文方印)、维新百日出亡十六年三周大地游遍四洲经三十一国行六十万里(朱文方印)。
该书文集自《周易 ? 讼之大壮》里的诗句。怀藏有美玉,比喻富有学问才能。其笔法见宋《爨龙颜碑》影子,笔画浑劲,结体跌宕恣逸,变化丰富,含韵于朴,寓巧于拙,为康体另一面目。康有为《广艺舟双楫》中列神品三种,举《爨龙颜碑》为首(注14),谓:“雄强茂美之宗”,“若轩辕古圣,端冕垂裳”,“如昆刀刻玉,但见浑美;布势如精工画人,各有意度,当为隶楷极则。”经康氏此慧语启拨,终将《爨龙颜碑》自清代碑学风行后令书学界普遍重视。

七、《康有为隶书横幅》 纸本 1918年作 (图9)
释文:大劫金轮,东华血史,铜仙旧滴清泪。横滨天一角借英舰,寸函飞寄藏洪风。成尽托,得慈亲支援,天地先朝事,廿年风雨换将人世。 ?二月黄浦飞花,又六旬初度,一尊重对墨痕凝,泪点照禾黍,离离如此招魂,柴市叹溅血朝衣,钧天沉醉,须弥翠金天。西望万年千岁。李思纯题吾戊戌与君勉绝笔书。更生。
无印章。
该作品是康有为录李思纯于1918年为康氏之《戊戌轮舟中绝笔书》而题写的跋。款中所提及的君勉名徐勤(1873—1945年),君勉是其字,号雪庵,广东三水人。早岁入邑庠,1890年秋初次谒见康有为,着弟子籍,次年入广州长兴里万木草堂受业。徐勤治学勤奋,“坚苦刚毅,以进于成”,是万木草堂著名十大弟子之一。为人慷慨,性情爽直,能“急朋友之难”。徐勤家境宽裕, “常供养朋友之才贤者”,万木草堂几次搬迁及平日刻板印书资费皆得助于他。而他自己“几以任恤破其家也” ,深得康有为的嘉许。 徐勤是最早接受康有为变法思想、最早投入变法宣传和实务之中的草堂弟子之一,也是康有为最忠实、最信赖的门徒,被誉为“康门之子路”,他与康有为关系之密切,比梁启超更甚。戊戌政变发生后,康有为避难舟中,危难之际,作书托付徐勤照料老母及家人,即著名的《戊戌轮舟中与徐勤书》(注15),其受信任程度无人旁及。后来康有为推行保皇运动,徐勤任保皇会副会长,保皇会改为宪政会后则出任副总裁,积极协助,不愧为康氏之股肱。
1897年,正藉维新运动风起云涌之际,康有为发动手下弟子,联络国内维新志士,广造变法言论,大设学会及各类新式团体,躬身维新实践,此时身边正需要得力助手,而康有为却作出高瞻远瞩之举,派遣以徐勤为首的四位心腹弟子东渡日本,执教于横滨。徐勤等人不负师门厚望,在推行以“学以报国”为主旨的励志教育的同时,以横滨大同学校为中心,广泛联络华侨,鼓吹变法维新,开壁了维新派在海外的首块根据地。徐勤在许多方面都深受康有为的思想观念影响,从其身上,的确最能看到康有为的影子,是故又有人称徐勤为“非康有为之康有为”。与其师一样,徐勤也是一位在近代中国社会和文化转型时期的知识分子代表,既能看到西方枪炮的威慑,同时亦能领悟到西方国家在政治制度上的优势,敏感于西方文明的冲击。康有为、徐勤等为救国奔走,倡导维新,致力于启蒙运动,并企望从传统之中发掘出能树立起来并可与西方文化抗衡的民族精粹,他们希冀在“传统”与“新学”之间寻找平衡点,以使文化的发展符合社会变革之需要。然而他们所受到的传统教化已经深入骨髓,尽管提倡新学,也改变不了他们心理上对传统文化观念的依附,使他们呈现欲“新”还“旧”的特点。这种思想上的矛盾也是中国文化由旧向新转型时期,近代知识分子的一种思想局限,即既有固守传统的一面,也有因时“纳新”的向往,并希冀寻找出二者的结合点。诚然,尽管这种努力没有得出令人满意的结果,但他们的努力方向和初衷还是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
上述书作题款中所提及的李思纯(1893—1960年),字哲生,出身于昆明一官宦之家,祖父李春荣官至清曲靖府叙州知州。父李毓华清宣统年间任云南宁耳县知县。李思纯自幼熟读诸子百家,民国元年后始就新学,并拜著名诗人、书法家赵熙(尧生)为师。1919年加入少年中国学会,在《少年中国》发表《国语问题的我见》、《信仰与宗教》、《诗体革新之形式及我的意见》等论文。曾任《时事新报》驻欧通迅记者被派往巴黎勤工检学,结识了不少新朋友,如蔡和森、蔡畅、王若飞、徐悲鸿、李璜等。
李思纯为川籍学者,然因其早年留学法德等国,与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吴密等著名学者和文化人交游广泛,学与其通,实已非地方性学者。但由于李思纯在1950年以后受到政治冲击,其名隐而不彰,鲜为人知。但这件康有为书迹向世人揭示出此段交往史实,证实康李之间有着非同一般的交情,而且政治抱负颇相近,否则身为国学泰斗的康有为岂会转录后俊李思纯所写的跋文?李在跋文中引用了唐代诗人李贺所作的【金铜仙人辞汉歌】里提到的“铜仙清泪”之典故,有感“柴市叹溅血朝衣”,既写出古今兴亡之叹,又抒发了维新人士救国无门的忍辱负重及悲愤感情,读来满纸忧国忧民情怀。从此书迹上我们还可欣赏到康书中晚年的书风,保持一向以来的书写特色,字体笔划长撇大捺,转折处圆浑苍厚。结字上紧下松,纵横奇宕。尽管无钤名款章,仍不失“康体”本色。
该作品虽未署甲子年份,但从题款考证,根据《康有为全集》中(三)序跋之第56. 《戊戌轮舟中绝笔书》而知李思纯为康氏《绝笔书》题跋的年份约在1918年。署款“更生”,史载康氏自参与溥仪复辟失败后便改号为“更甡”,由此而判断此康书与李跋大至成于同一年份,即1918年。此年,康有为60岁,李思纯25岁。显然此跋文记载和表达了康有为在变法失败后的社会状态和感怀,此间时值康奔忙于拥戴清室废帝溥仪复辟之间,因而跋文引起康氏的强烈认同。
康有为的诗文天下称道,他晚年所写的“康体” 笔生波澜,大气磅礴,已脱离开别人的影子,文风书风相得益彰,互为烘托。

八、《康有为行草七言联》 纸本 1923年作 (图10)
上联释文:有情芍药含春泪,
下联释文:无力蔷薇卧晚枝。
上款:宣统十五年癸亥花影写此以为寤国主人去年之记。
印章:处其厚(朱文方印)。
下款:天游化人南海康有为。
印章:康有为印(白文方印)。
据上款考,康有为该联书于1923年。时66岁,整年漫游国内,至开封、保定、南京、青岛、北戴河,登华山,过武昌、岳麓,然后返上海。诗文摘录自北宋诗人秦少游的七绝【春日】,全首诗原文曰:“一夕轻雷落万丝,霁光浮瓦碧差差。有情芍药含春泪,无力蔷薇卧晓枝。”秦诗描写的是雨后春景,借助表现花朵经雨打后妩媚的姿态来表达一种清新、婉丽的意韵。康氏所摘录的诗句是秦少游诗中最为脍炙人口的二句,他借诗意委婉表达出自己晚年政途失意落泊、备受唾弃、前景幽暗的心境。“寤国”指地处西域的阿富汗。不难发现,其时康有为书体又发生了转变,早年那种意气风发、坦荡自信的气质已隐晦良多,这从作品上的开撇、按捺等收笔形态已显飞扬尽敛之变化迹象即可明见。
值得留意的是,上款所题“宣统十五年癸亥花影写此”一句中的“宣统十五年”于历史中在事实上并不存在。史实上,宣统年号仅维系了三年,随后因辛亥革命的胜利,帝号被废除,改号为“民国”。但这里面决非笔误这般简单,而是有其深层原因。康有为晚年的思想执着于保守,政治观念由维新变革转变为保皇,不愿承认社会历史变化之现实,固执己见,一意孤行地要将民国癸亥年(1923年)硬说成“宣统十五年”,并见诸文章书信,足见其保守顽固的“清朝遗老”思想是多么地根深蒂固,竟至与历史背道而驰,是年康有为65岁矣。但令人刮目相看的是,从艺术上看,该书联所表达出的康有为晚年的书法创作与他的书学思想却是相一致,可谓手心相应。以魏碑而写行草,中心紧密,四周舒展,追求“疏可走马,密不透风”的韵致,将碑体的圆笔、体势大力揉进入行草中。时而尽力屈节放出、沉猛排沓,尤其已出现晚年特有的抖笔现象;时而戛然欲止、骨气内藏。其点画如大刀长戟,笔势开张,落墨于纸,似铸件一般,筋丰力满,痛快淋漓。与早期相比可看出,其实,康有为书学尚“变”,随着年龄、阅历的累进,其对于书道的认知俨然已达至高深境界,正如其钤于上联的闲章印文所言:“处其厚”(朱文方印)(图11),该印文摘自孟浩然《领悟道德经》第三十八章《老子?杂谈》,原文:“处其厚,不居其薄;处其实,不居其华。”以此告诫自已要不断追求深奥的学问与真理而鄙视肤浅与虚伪,这种自我完善的修为委实值得后人敬仰。其字体由圆通趋向方拙,明显体现其书学实践与学术思想紧密结合的行世风格,也与其政治变革思想暗合,正如他早年追求政治变革与学术变革相通的理论:“盖天下世变既成,人心趋变,以变为主,则变者必胜,不变者必败。而书亦其一端也。”从这一点,可见康有为的学术思想与政治活动相映成趣。康有为的书体,从碑刻中汲取丰富的营养,涵泳沉潜,铸就几十年之磨砺,从而创造出独特的魏碑行楷——康体。

九、康有为与李铁夫的交往
    康有为所倡导的维新思想当时同样吸引着有志于变革现实的艺术家,如被誉为中国油画第一人的李铁夫。近年相传在李铁夫家乡鹤山,秘藏着一幅李铁夫早年绘画的肖像油画《康有为像》(图12),如今藏家许以曝光,使得一段沉潜的史料公诸人世,揭开了康有为另一段鲜为人知的史实。该油画经过广东著名油画家李金明作鉴定(注16),确定为李铁夫真迹,而且“是康有为的真实写真”。
李铁夫(1869—1952年),中国早期油画艺术家,民主革命家。原名李玉田。广东鹤山雅瑶镇陈山村人。自幼学习诗文、书法、绘画。1885年赴加拿大渥太华,后曾在柯灵顿美术学校、纽约艺术大学、纽约艺术学生联合会及国际艺术设计院学习、研究油画。 1905年至1925年间曾随美国画家W.M.蔡斯和J.S.沙金学习油画,掌握了扎实的基本功。擅长于肖像和静物,其肖像画具有19世纪欧洲学院派风格,背景深暗,色彩沉着含蓄,注重人物性格及心理刻画。代表作有《音乐家》、《冯钢伯像》、《黑发少女》、《果与鱼》、《老教师》,广州艺术博物院藏有他一幅油画《鱼》,尤具代表性。孙中山曾称誉他为“东亚画坛第一巨擘”,革命家黄兴赠他“横扫东亚”的题词。孙中山、黄兴、程璧光、梁联芳等联名在报上推崇他的艺术“洵足与欧美大画家并驾齐驱,诚我国美术界之巨子”。他曾拍卖自己的油画 200多幅,把卖画所得以及数次获得的艺术奖金捐助予民主革命事业,支持孙中山进行革命活动。李铁夫晚年经常与一些青年朋友说,他平生只有两个嗜好,一是革命,二是艺术。
李金明先生文章中还提到这样一些史实:“李铁夫自小就崇拜康有为的书法,据余本先生说,李铁夫在16岁到加拿大宛尼辟其族叔开设的印刷厂做工时,适值康有为来洽谈刻印自己的诗集,因此与之结识,李铁夫喜欢诗联,经常会向康先生请教。另方面,康有为早期一度力推维新,当1989年佐帝维新的主张受到挫败之后便逃亡海外,顺道考察多国政教,游历亚、非、欧、美,1905年到1909年又三度重访美加大陆,康有为在这一时期(辛亥革命前)的政治主张和活动是反映了进步思潮的,恰遇这期间,李铁夫与孙中山结识加入了兴中会从事革命活动,并往返加拿大与英伦之间,此刻应当就是李铁夫为康有为画肖像画之时,这在思想基础和时间地点上都是较为相符的。除此之外不可能再有其它的机会了 ,因为到后来康有为已经走向反面,站到辛亥革命的对立面去了。”对于康有为这段鲜为人知的交往史,上文已阐述得相当清楚,笔者完全认同李金明先生的上述分析。
同时,我们还应该注意另一方面,尽管李铁夫是个优秀的西洋画家,但他同时也是一个恪守中国文化传统的艺术家,尤其醉心于中国书法,在这点上他无疑是深受吴昌硕、康有为、齐白石等大家影响,不仅常写书法,(笔者数年前就曾于广州市文物拍卖总公司的书画拍卖预展上看到过一批李铁夫书法,只是不知后来流转何处。)而且在油画创作中往往也能见到“表现出浓郁的书法味”。此幅《康有为像》在技法上就颇能体现这一问题。李金明先生对此也有独到见解:“就其(李铁夫)书法而言,《康有为像》的笔法流畅、坚实稳重,头部与手、茶杯等相应部位,则运笔特别细腻和谐,刚柔并置,轻重缓急恰到好处,笔笔有出处,笔笔有原因。画中的笔触与色彩、空间、体积达到天衣无缝的结合,可以看到,他不仅继承其启蒙教师萨金特、蔡斯‘以笔触技巧为绘画艺术的核心’的主张,并且显示了李铁夫的书法功底和涵养,可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笔法技巧更讲传统,讲求诗文书法韵味章法,显示了深厚的中国文学根基。李铁夫一贯推崇吴昌硕和齐白石,认为他俩是画家中之画家,崇尚他们高超的用笔技巧和功力。无论是在幼年时代还是国外40余年悉心功研油画雕塑时都几乎每天练习书法。正是这融于李铁夫灵魂中的书法艺术方能在其《康有为像》中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不仅如此,李金明先生还考究出《康有为像》是李铁夫存世作品中成于49岁以前盛年时期的唯一代表作,也可能是迄今为止他唯一幸存的最早期之肖像精品。它的存在纪录着中国油画百年史上的最早轨迹,意义重大。可见,艺术品所蕴藏着的时代烙印是人们认识历史的最好见证,这本身就构成了隐藏于艺术品背后的潜在价值,也即前文所提到艺术品的“内质”。这往往也是最值得鉴藏者关注之所在。
    有学者认为,从康有为的书法中不难看出,有着浓郁的哲学气质与强烈主宰欲望的康有为,在书法上已成功夺得“话语权”。事实上岂止如此。其实,他同时还是一位书法理论家。渊博的学识,深广的阅历和强烈的求变精神,使他在寻理导源中能另辟蹊径,最终形成了他自己北碑南帖兼而有之的具有强烈个性的书法风貌。康有为书法以行书为最,吸收了魏碑用笔及体势,兼收篆隶笔法和行书的体格,气势开张,神采飞扬,大字榜书尤其著名,自成气象,备受藏家追捧。历史原因所至,康有为在世时就获得了特殊的地位和名望,因此,当时索书者不少,润格价位一直不菲。据说,在上海居住时,康有为有时一天要写几十件作品来弥补家庭庞大的开销。但门徒的仿作、代笔作也因入道而供不应求,流入坊间,藏家对此应有所警惕。

                          2014年5月8日定稿于云山麓畔

参考书目注释

1.《中国商报拍卖收藏周刊》(第86期)
2.《广州名人传》暨南大学出版社1991年8月第1版。
3.《康有为全集》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12月第1版
4.《书法文献》2006年第10期 康耀仁文“我看康有为书法”。
5.《康有为与近代文化》方志钦、王杰主编 河南大学出版社2006年6月第1版。
6.《康有为选集》 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1月北京第1版。
7.《康有为选集》 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1月北京第1版。
8.《广东近现代人物词典》广东科技出版社1992年12月第一版。
9.《居巢居廉年谱》张素娥编 广州出版社2003年8月第1版
10.《冼玉清文集》中山大学出版社1995年8月第1版。
11.《中国书画鉴赏辞典》 朗绍君主编 中国青年出版社1994年2月北京第2版。
12.《近现代书画名家印鉴》金怀英编 上海书画出版社1996年12月第1版
13.《广东书画征献录》汪宗衍撰 ?澳门天通街十五号A ?1988年8月第1版。
14.《中国书画鉴赏辞典》 朗绍君主编 中国青年出版社1994年2月北京第2版。
15.《康有为先生著述要目》博宝网2009-02-06编辑整理。
16.《画廊季刊 》1999年第2期[总6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