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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新之始——20世纪初的石湾陶业 作者:黎丽明

发布时间:13-11-07

摘要:广东石湾,素以瓦器闻名,在民间有“石湾瓦,甲天下”之美誉,然而因其产品多为日用瓦器,甚少文人士大夫关注。及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实业救国”的新潮下,石湾陶业开始受到有识之士的关注,其陶器走向全国、乃至世界的展示舞台,其生产方式、产品风格也随之改变,石湾陶业迎来了近代化的革新。
  帝国主义的坚船利炮打开了固步自封的中华帝国大门,中国的近代史以此拉开了序幕。西方的坚船利炮、繁荣的物质生产,乃至独特的民主政制,使人们逐步见识到“天朝”之外尚有“天”。向西方学习、救亡图存成为时人的重要议题。人们开始开始关注西方先进国家的种种新事物,反思固有体制的种种不妥,重新重视经世致用之学,将发展“奇技淫巧”之“末艺”作为救国之良方,疾呼“实业救国”之口号。及至20世纪初,在清末新政的推动下,各地的手工业受到中央、地方政府及民间有识之士的重视,改良国货、发展地方物产以挽回利权的运动随之而展开。
  广东石湾,是广东陶瓷生产的重要基地,其陶器是广东著名的物产之一。石湾陶业有悠久的历史,从新石器时代至唐、宋均有出土陶器以资佐证。现存的碑刻及地方文献资料(族谱等),也证明此地的陶业在明代中期已颇为兴盛。其陶器远销两广地区及东南亚等地。在本文,笔者将以广东石湾陶器为例,揭示石湾陶器在这一场改良土货、挽回利权的运动中有何改变,阐述“实业救国”这一新思潮对石湾陶器的风格及其生产带来何种影响。

一、清末展览会中的石湾陶器
  1898年的甲午战争战败以后,朝野上下提倡“商战”,一股振兴工商实业,以此与外国抗衡的舆论因之而兴起。地方督抚大员也纷纷以“挽回利权”为名,在地方兴办实业、设立新式学堂等机构。以振兴工艺为名的改良国货、保护国货运动也随之兴起。
  在“商战”舆论之下,朝野对博览会功能的认识由“炫奇”、“邦交”,向“商战”、“争竞”转变,博览会的经济功能受到重视。 “赛会”成了时人商战、挽回利权之重要手段,事关“振兴实业、开通民智”、“激励商情”。 地方物产参加外国博览会的情形也开始受到人们的关注。人们热衷于了解赛会的准备情况、参赛展品的特色。石湾陶器因此而开始被报纸介绍。比如在1904年的美国圣路易斯赛会上有以下报道,
本报(《岭东日报》)粤中绅商曾奉伦贝子节办货物赴会。兹闻粤商已设立广业公司,专办赴会货物……瓦工则以石湾烧人物为最……赛会一事最关系于工商之进步,诸君能组织如斯,完满以赴赛会,可谓粤人之光矣。   报纸报导广东商人设立公司,挑选广东物产赴赛展出,因为赛会不仅能促进工商贸易,还能为粤人争光。展品当中的瓦器一类,石湾烧制的人物陶塑被选为代表参展。随后的报纸详细地介绍了是怎样烧制人物陶塑,
石湾向多陶工,为缸瓦出处,但恨无赛工场以资鼓励,故未有进步。现闻明年美国散鲁伊斯赛会,有某富商特挑选上等陶工十馀人,予以重酬,令照万图刻所绘万国人形,分别摹制人物高约盈八尺,饰以瓦青。各陶工已钩心斗角,日夜赶制,将来搓土为人,亦会场中之别开生面也。
  由这一报导来看,石湾陶工以烧制大型雕塑(神像、瓦脊陶塑)的手法,对照外国人的图像,以泥临摹创作外国人物雕塑参展。石湾陶塑,以其为赛会特制人物陶塑而备受关注。
  在朝野一致的“商战”口号下,清廷不仅积极参与国外的博览会。在1906年,农工商部开办京师劝工陈列所,此后各省也纷纷办起劝业会、物产会等地方性的展览会。1910年在南京举办了全国性的赛会——南洋劝业会。南洋劝业会上,展出了来自广东的“泥制玩具”,估计也是这类石湾陶塑。以展览为目的的公共展示平台上,石湾陶塑开始逐步成为公众眼中“石湾陶器”的一个重要代表。

二、美术陶瓷的热销:陶业公司的开办
  改良陶瓷业是振兴工艺的一个重要内容。这一时期的陶瓷式样及生产方式因此而迎来了革新。在民国初年,开始有规模较大、不同于过去家庭作坊式经营的陶瓷公司开办。有趣的是,这家陶瓷公司即以生产美术陶瓷著称。在这一时期的广东,美术界人士广泛参与陶瓷生产,无论是广彩还是石湾陶器均可见其影响。同一时期的景德镇彩瓷,也在经历着绘瓷式样的转变,立意创新的绘瓷者取法历代名画及当代绘画名家,抛弃原有的传统图案。估计这类新式陶艺在当时很好地迎合了消费者求新的审美趣味,同时还有极好的海外市场。
  根据非常有限的资料估计,裕华陶业公司是最早一家生产石湾陶器的陶业公司。该公司是佛山富商黄祥华在广州(现诗书街)于1915年创办,经营至1930年代。 石湾人陈富任总管。黄祥华以生产“如意油”药油致富。在1912年出版的《真相画报》有这么一条消息,广州石湾陶器行商黄某,日前集合巨资,以重值聘上等陶工多人。今照图刻中外古今民族革命人物,分别摹刻而运往外洋销售云。按广州石湾为粤东陶器产地,质坚料美,素称适用,年中出口,数颇不资。若政府更设参考所以资其研究,竞技会以为其鼓励,劝工场以广其销路,则此中人才当联出继起,而所获之利,亦当十百于今日也。
  此公司是否裕华陶业公司尚待考证。不过,这段资料至少给我们提示了当时石湾陶器行销之发达以及制作新式陶塑人物之流行。而据张维持先生的研究,当时该公司聘请了石湾陶塑名手陈渭岩、潘玉书、廖坚以及刘群兴等陶塑专家,以制作大型花瓶、花盆等用品驰名。作品上的绘画多取材唐诗宋词,常效法王石谷等名家笔意,文字多摹仿古代铜器铭刻或汉瓦吴砖等文字。 何炳聪先生则提到,该公司还聘请了当时著名的名画家黄鼎萍、神明昌父女、高剑父。 根据现存的实物,山水、花鸟等绘画题材确非石湾陶塑名手所擅长,该公司肯定延请了画家参与设计和绘画图案。



(附图:裕华陶业公司所制之花盆 )

三、艺人的地位及其作品之变化
    在“振兴工艺”的诉求之下,反思已有工艺为何日渐衰败成为有识之士的另一重要议题。技术之落后、行会制度之制约、工人素质之低下等等是时人热议的几个原因。1905年的《华字日报》就提到,中国工艺日衰与工业地位之太卑有关,“工人古居四民之一,其视之虽不如商之贱,然流品甚下且动辄受制于官。于是为工人者非愚顽不学之徒即奸猾无赖之辈。其不能出新法成大事固无论矣。即行厂之东虽资本素丰而人之视之也不能如缙绅之荣,不许以诗书之气。于是此辈遂别为流品不知学问为何是。” ?因此,提高工人地位及其素质也成为了振兴工艺的一条良方。各陶瓷产地也纷纷在当地开设陶业学堂培养新式技术人才,如1906年湖南醴陵陶瓷学堂,1906年广东高州瓷业学堂,1909年江西饶州中国陶业学堂等等。在广州、石湾,尽管未见有开设专门的陶瓷学堂,但一批美术界人士已开始关注并着手改良本地瓷业。这以高剑父最为突出,他不仅亲赴景德镇考察瓷业、组织创立广东博物商会绘制新式广彩瓷,还在他自办的《真相画报》上登载了他绘制的改良图案。当时的《时事画报》也以图文并茂的形式介绍了整个陶瓷生产的过程,并不时登载各地改良陶瓷业的消息。
  地方工艺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艺人的地位也随之提高。在同一时期,石湾的陶塑名手声名鹊起、拥有一批艺术赞助人。澳门葡籍律师文度士(Manuel da Silva Mendes,1876-1931)也是现在所知最早开始收藏石湾陶瓷的鉴赏家之一。在1910年文度士邀请陈渭岩、潘玉书到澳门塑造八个高达80厘米的人像,现藏于澳门博物馆。 大约在1915年(亦可能早在1912年),石湾陶塑名手陈渭岩、潘玉书、廖坚被重金礼聘至裕华陶业公司。1920年爱好石湾陶瓷的富商刘星桥在广州开办了广东陶瓷工业公司,集合了当时石湾公仔名手陈渭岩、潘玉书、陈赤、刘佐朝、梁福等人制作石湾公仔。 陈渭岩这一时期的作品,均印有“广州西门内大纸巷广东陶业公司谨识、工程师陈渭岩敬塑”的款识。 可证他被礼聘为该公司的专业技术人员。在1920年代刘佐潮已颇有盛名,其时已在香港拥有了一批艺术赞助人。 旅居香港、就教于香江书院的庞维新也曾在1920年撰文称赞刘佐朝的手艺。
    与艺人地位提升的同时,是近代石湾陶塑风格的逐步成熟。陶艺家逐步从大型瓦脊公仔转向小件陶塑摆件的塑造,形成朴拙传神的独特风格。瓦脊公仔以其悬挂于屋顶之上的建筑特点,形体较大,往往人物塑造较为简练,以人物的神态、服饰、手持象征性物件、所处的瓦脊位置向观众显示其身份。而这个时期流行的陶塑,往往是观众能近距离欣赏、把玩的案头摆件。陶塑的头部、四肢,尤其是双眼均需创作者着力表现,人物衣服下随的纹路(衣纹)、动物胎毛的表现更为细腻。脱胎于瓦脊公仔、巧用本地陶泥的传统,使这个时期的陶艺家继承了人物头部及动物用胎泥、不施釉的特色,以朴拙之形表现神韵,打动观众。这种特色影响了以后的陶艺家,成为石湾陶塑一大地域特色。

   
     鸭子,黄炳,19世纪末 




黄石公,陈渭岩与潘玉书合作,1923年

  如果说“新政”是清廷走向衰亡前的最后一次挣扎,“商战”是地方官员、商绅建功立业、兴办实业的政治旗号,那么“振兴工艺”不啻是士人参与地方事务、从事工艺实业的正义理由。工艺、艺人与商业、商人,素来不被重视。然而新的时代风气——改良国货、挽回利权,促成了工艺和艺人地位的提升,促成了士人(美术家)热情投身到工艺实业之中。传统“士农工商”的分类观念给逐步瓦解,人们开始重新认识、重新建构职业分类、群体阶级界别和知识体系。毫无疑问,广东石湾陶业只是这一历史变迁中的一个小案例。当手工业品、地方土产成为新分类下的“工艺美术品”,石湾陶业迎来了近代的第一场革新。尽管它只是一个开端,却以不可逆转的气势主导了近代石湾陶业的变革,奠定了陶业工业化、陶塑艺人地位提升、陶塑以朴拙传神为风格的几大基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