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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高一陈”及其创立的岭南画派 作者:王 坚

发布时间:13-11-07

  

  20世纪初,广州崛起了一个震动中外的画派——岭南画派(当时高剑父自称为“折衷派”,岭南画派是后来内地北方对它的称呼,后来取代了“折衷派”之称),其创始人是被誉为“岭南三杰”的高剑父、高奇峰、陈树人,又称“二高一陈”。主要创始人高剑父撰写了《我的现代绘画观》,是岭南画派的理论纲领,其核心是:以“折衷中外,融合古今”为道路,师法自然,改革旧国画,创立反映时代精神、雅俗共赏的“新国画”。这种提倡以折衷、兼容、开放的心态与观念,尤其是大胆取法外国美术的元素,融合到传统中国画创作中去之举,是前所未有的。
  “二高一陈”早年积极投身于孙中山的民主主义革命,在民主革命活动中兼实践国画改革,推动国画创新,不但积极办刊撰文宣传推介,开办画院、画馆,收授门人弟子(这方面主要是二高,陈树人只在晚年收过刘春草一个学生),还在大学、美术专科学校任职和讲学,经常举办画展,从广东到上海、南京、澳门、桂林等地,都有他们的活动足迹,他们不但不遗余力地宣传新国画观,培养了大批美术人才,而且积极付诸实践,以大量开拓性而又独具个人风格的创作,一洗国画传统面目,成为“民初画坛上最早革新中国画的典范”,使广州成为20世纪二、三十年间与上海、北京“三足鼎峙”的画坛三大重心之一,高剑父也成为我国近代美术史上与吴昌硕、黄宾虹、齐白石等齐名的大家。在“二高一陈”及其学生们不断的再传和培育下,以广州为中心发源地的岭南画派,不断向国内、外扩展,国内高剑父的弟子关山月、黎雄才,以广州美术学院为基地,将岭南画派观念和方法融入了美院国画教学体系之中,培养了大批国画系学生,输送到全国各地。大陆以外,高奇峰的杰出弟子赵少昂,自19世纪50年代以来凭借中西文化混合交汇的香港,以“岭南艺苑”为教学授徒基地,使他的岭南画派的弟子扩展至台湾、澳门、东南亚、日本、美国、英国、德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各地,其弟子和再传弟子,日益分布广泛,繁衍不绝,具体人数目前难以准确统计。不过可以说,被冠以“岭南”的岭南画派,已经从最初的地域性画派,发展至全国性影响的大画派,它在海内外弟子的广泛分布和规模,更是国内其它绘画流派所不及的。



一、岭南画派渊源与创立简述
  从岭南画派的历史传承中细加追寻,我们可以看到该派的两大渊源:一是本国传统绘画,二是东洋和西洋绘画,这两大渊源是相互补充、融合的。
  在师从居廉而成为一位国画家的年代,居氏门下的高剑父与陈树人的画风基本上是传统的没骨写生花鸟路子的,其传承关系是:五代黄筌——→北宋徐崇嗣——→清初恽南田——→清中宋光宝、孟觐乙——→清末居巢、居廉——→民国高剑父、陈树人——→高奇峰(从高剑父转授中学得居廉画法)。
  这一脉相传的师承渊源关系,由写生、没骨法、赋色、讲究韵致到撞水撞粉的发展,都凝结着我国绘画的传统。可见,岭南画派源出于传统国画没骨写生一脉。



  虽然,无论是传统的院体画或是文人画,“二高一陈”都下过功夫,例如,高剑父年轻时为了能观看到伍家所藏古画,竟跪拜其师兄伍德彝为师,遂得以借住于伍家花园内的水棚,观看和临摹伍家镜香池馆丰富的宋、元、明、清藏画。又通过伍家的关系,得以饱览潘仕成海山仙馆、吴荣光筠清馆、张荫桓百石山房等等一些广东著名收藏家家藏书画名迹,眼界大开,遂不满足于居师之法,谋变通之道,从他临摹的宋代范宽《雪山行旅图》,可看出他对宋人名迹的向往。高奇峰早年从其兄剑父那里间接学到居廉画艺。陈树人是居廉收的最后一个弟子,但小高剑父5岁的陈树人,与高剑父甚为深交,相识40年后,写的《寄怀高剑父一百韵》称“及门(居廉门下)得高子,才大气更奇。一见便倾心,莫逆交相知,切磋复琢磨,切切仍偲偲”。
  不过,无论从历史渊源还是从“二高一陈”的绘画作品观察:岭南画派承传的是传统国画中没骨法写生的一脉,它是归入表现形似的艺术系统里面的;而元、明、清以来影响画坛甚深的文人画,则是另外一个讲求以笔墨表现神似的写意艺术系统,从元四家、明代的沈周、文征明、清四僧、四王,到海派画家任伯年、吴昌硕以及黄宾虹、齐白石等都归入这个系统。可见,他们对融合传统古法是有所取舍的。
  由于以写生一脉为基调,是以形写神、雅俗共赏一路,因而在另一个国外美术的渊源上,自然也容易取法融会写实的东洋、西洋美术一路。
  虽然居巢、居廉继承了由宋到明、清中国绘画传统,包括写生法、没骨法、发展了撞水撞粉法,并且是“二高一陈”的老师,但创立岭南画派的不是“二居”,而是“二高一陈”,毕竟岭南画派的重要特征是“折衷中外,融合古今”,其中“折衷中外”是提到首位的,这是通过“二高一陈”留学日本回国后,在“二居”画法为底子的国画中,融会了西画、日本画而实现的,他们消化引入了从西方文艺复兴时代以来的透视学、光影法、解剖知识、质感、量感,到19世纪末法国印象派对色彩、外光、空气层等的表现,以及日本绘画之精华,包括善于渲染和色彩表现等等(比如高剑父的《南瓜》就是较典型例子),是他们在清末民初,将古今中外优秀精华一炉共冶,并收徒传授而成为岭南画派(时称折衷派)创始人的。


  在融合外来绘画艺术上,如果没有岭南画派创始人历史性东渡日本,学习日本绘画以及西洋绘画,也许中国的现代绘画史上就没有岭南画派的一页,“二高一陈”那时的绘画,就只是居派的延续而已。他们是在中国社会最动荡、腐朽、衰落的晚清时期,从一个长期闭关锁国的封建落后国度,来到一个已经向西方开放了、不断大量派遣留学生到欧洲学习的国家日本。1868年日本实行明治维新,结束了闭关锁国时代,打开门户,大量吸收西方包括美术在内的文明。明治维新后的日本,东西方文化并存:西装皮鞋与和服木屐并存……绘画则西洋画与日本画并存。已经成为一个具有兼收别国之长特色的中国邻国。日本许多画家也纷纷赴欧洲学习和游历,使画坛盛行起写实主义运动。明治二十四年(1892),校长冈仓天心主张以浪漫的东方理想来消化西洋画的精髓,其最杰出的学生横山大观、下村观山、菱田春草等人变革传统,兼收西洋画之长,创造了一种“朦胧体”画派。竹内栖风(1964—1942)是日本绘画界第一个到西方游学的画家。1900年他游历了法国、英国、德国、荷兰、意大利等国,考察西方美术新潮。饱览之余,“特别倾心于英国风景画家特纳云雾蒙蒙的水彩画、法国画家柯罗和莫奈等人的风景”,他是一位不守常法、富有革新志向的画家,因此却被挖苦他的人称为“鵺派”(鵺是中国古代传说中的怪物)。他回国后的风景画,融和了中国山水画的传统和西方风景画的技法,大胆吸取西洋画和摄影的长处,以巧妙的传统水墨技巧进行写生,融合中国传统和西方造型方法于一体,更善于运用色彩的表现力,写出崭新的面貌。他的画路题材广泛,既能画风景,又能写中国泼墨写意画,还能画仕女画,他特别擅长画花鸟草虫、飞禽走兽。他家里笼养了各种动物,经常长时间观察它们的各种姿态神韵,成为一位罕见的、多才多艺的、具有开创精神的画家、“京都画派的旗帜”,“几乎是当时日本画坛的师首”,被称为“进入廿世纪日本画的回折点”,也是日本画向现代过渡的第一位最重要的画家。
  到了20世纪初“二高一陈”在日本留学时,来自中国的(中国画曾经是日本绘画的老师,尤其是明代的浙派和院体花鸟画对日本画坛影响甚大)、西方素描和多种画派以及日本本土传统和融汇西方的流派,早已经历过此起彼伏的撞击、融合、发展,达到了向现代日本画过渡的阶段,因而展现在他们面前的,是日本绘画历史和现状纵横交错、多姿多彩、勃勃生机的景色,这也是他们去日本留学的目的,这是一条便捷、既一举数得又花费最省的学习途径。
  高剑父、高奇峰对这种以写生、写实为基础,融中国水墨画技法与西洋技巧、方法为一体的绘画倾慕不已,深受启发。当然,除了“二高一陈”之外,由于日本画坛多姿多彩、开放活跃的局面,也影响了中国现代画坛一批到过日本的其它名画家,如李叔同、陈师曾、吕凤子、徐悲鸿、傅抱石、陈抱一、陈之佛、关良、倪贻德等等。
  历史上,日本画在吸收中国传统文人画和写生重彩画的基础上,也分别形成了“南画派”,和以写生为基础的园山应举派到竹内栖风诸派的两个不同艺术系统,并且写生这一路系统,在融汇西洋透视与构成的绘画方法中不断演化发展,与中国绘画写生技法上有一定的继承性和连续性。因而这一路,正是“二高一陈”到日本后所受的影响最大,吸收最多的,他们回广州后,便在居派画法基础上,吸收了竹内栖风这一路的日本画、西画观念、西洋水彩画以及一些其它日本画家的艺术,创造了冲破传统面目、雅俗共赏的“折衷派”(岭南画派)新画风。



  所以说,岭南画派是包容了外国绘画传统,融合东、西洋美术的一个新画派。
  以岭南画派主要创始人高剑父为例,虽然他14岁跟从居廉学习国画,但从他的成长经历:留学日本之前,就到澳门格致书院(今广州岭南大学前身)读书吸收西学,课余更从法国画家麦拉学素描。归广州后,任述善小学堂图画老师,与日本人山本梅崖共事,又跟其学习日文,可见他观念并不封闭守旧,而是视野开放的,20世纪初,他以一个国画家身份去日本留学国外的美术,进入最早增设西洋画专业的东京美术学院,还在东京参加了白马会、太平洋画会和水彩画研究会,广泛吸收了西方绘画艺术。不难理解,这已经是时代和环境影响在他身上转化为行动。从西学东渐的门户广州,到西方化与日本化并存的日本都市,这样的时代和环境下,高剑父,融合外来绘画去改革国画的“离经叛道”的“狂妄”,则是自自然然的事。而且在日本加入了孙中山“同盟会”的高剑父,已经具有了要推翻腐朽的清王朝,建立共和制国家的民主革命思想,并参与许多革命活动。处于政治变革的动荡的20世纪初,政治制度的变革,往往连带将上层建筑其它领域一并革新,属于上层建筑的艺术领域也不例外。
  作为民主革命策源地的广州,在晚清时期,已经包容着许多西方的事物,诸如立在广州土地上的建筑,有建成于1888年俗称“石室”的耶稣圣心大教堂、建于1916年俗称“大钟楼”的广州海关大楼等,艺术上19世纪中后期从洋人那里学艺后进行作坊式制作和商业销售的“外销画”就存在着。与高剑父等人“折衷中西”近同的思想,其实晚晴已见端倪,清末洋务派首领张之洞就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更成为辛亥革命前后时期进步知识分子的一种思想潮流。清末改良派领袖康有为(广东南海人)也以其历史眼光期望国画有“采欧美之新色,不遗中国之旧体,有观美之感,有写生之神”的革新,同是孙中山创立的同盟会会员的“二高一陈”,深受西方民主革命思想的强烈影响并随同他一起进行革命,亦是积极顺应西学东渐潮流并参与推向高潮。高剑父就曾说:“兄弟追随总理作政治革命以后,就感觉到我国艺术实有革新之必要。……欲创一种中华民国之现代绘画”,“折衷派”这个新画派正是孙中山这场民主革命中,由“二高一陈”率先在绘画领域以“折衷中外”切实实践起来罢了。
  古代文人儒士中流行的那种志于山林、出世隐逸、抒发胸中逸气、追求“书卷气”的写意文人画,并非不是传统绘画的精华。只是自宋、元、明、清以来传承流行了数百年,各朝代大家之艺术高峰后来者难以超越,清末更是大多流于临仿,陈陈相因,到了了无生气地步,其精神与趣味,对于清末民初社会新旧交替大动荡、大变革的广州而言,已经显得陈旧过时了。艺术审美趣味除了保留,还需要随时代变化而流动变化,正如上海开阜以来,城市和商业的快速发展,催生了适应当时市场品味的“海派”绘画一样。当时孙中山民主革命策源地的广州,自然成为岭南画派产生和成长的温床,即便在坚守传统一派“广东国画研究会”一大批人的声讨责难声中,岭南画派依然获得大批年轻的弟子、学生追随,依靠这些新生力量,它依然有力地传播发展,得到社会大众的认可,这就是岭南画派产生和发展的历史必然性。
  岭南画派得以创立和发展,很重要的一条,是与高剑父他们一直抱着“艺术要民众化,民众要艺术化”(高剑父语)的理想,全心投入去办学育人,壮大新生力量有关。也是与当时平民化、近代化城市的广州社会相适应的,在高剑父看来是艺术应跟随时代。这方面是与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相呼应的,从“二高一陈”的艺术作品受孙中山先生赞赏,认为“足以代表革命精神,具新时代的作品”,以及民国十五年(1926),由国民政府出重金购高奇峰的《秋江白马》、《海鹰》、《雄狮》,高剑父的《雷峰夕照》和陈树人的《岭南春色》等作品,准备陈列于广州将落成的中山纪念堂中即可证明。
  本来,早年追随孙中山革命的“二高一陈”,都是国民党诞生前的“同盟会”元老级的人物,但20世纪20年代后,他们先后都从政治舞台转向了艺术舞台:高剑父激流勇退,辞官不做,将自己创办的画院题名为“春睡画院”;自称书生画家、富有诗人气质的陈树人虽没辞官(任民国政府侨务委员长),但也厌倦官场和政治,吟唱出“本来富贵非吾愿,甘付余生作画人”诗句,常常约知己好友到风景优美的郊外等地方写生,组织没有常址(多以茶楼为址)的诗画团体号曰“清游会”;高奇峰随同高剑父搞过革命却没当过官,也自设“美学馆”授徒自给,后来在珠江二沙头岛筑楼取名“天风楼”,三人均先后冷却了政坛功名的追求,而将所有热情转向艺术创作、艺术教学等方面。

二、“二高”的绘画教学
1、高剑父:从春睡画院到南中美术院



  1908年,高剑父、高奇峰从日本归广州,同年,高剑父举办了回国后第一次个人画展。1910年,他与高奇峰一起再次在广州举办画展,被称为“新画”、“新派画”有“岭南二高”之誉。对他们革新传统国画的“新画”,当时传统国画界颇有议论,社会上理解的人也不多,他们的革新努力声势尚微,感到传播新的绘画观需要培养新的一代,于是,便于1912年,以他们租的文明路安定里“春瑞别院”作为创作和授画的地方,初名其居曰“怀楼”,时前往问画的有黎葛民,与高剑父保持亦师亦友关系。不久,高剑父取诸葛亮“草堂春睡足,窗外日迟迟”诗意,改名为“春睡草堂”,隐含着高剑父对当时黑暗的官场和混乱的政治局面的厌倦,他自称“永不做官”,这反映了厌弃仕途,乐于出世归隐的志向。春睡草堂是一间不大的画室,沿用师带徒传统教学方式,而传授现代气息的“新国画”,由这里萌发。
  1922年,高剑父曾一度迁址于广州大东门外东郊花园,更名“春睡别院”,向社会广招学生。由于学生渐多,遂又更名为“春睡画院”,他自任院长。这便是“新国画”运动的发源地、广州早期新型的私立美术教育机构。这段期间,“前来学画的青年有王文浩、张虹(谷雏)、余寿、刘群兴、容大块、方人定、周叔雅、汤建猷、黄浪萍、李文珪、苏卧农、叶永青、黎雄才,女学生有郑淡然、杨素影等人”。后来还有赵崇正、司徒奇、林艮等人前来学画,女学生还有伍佩荣、黄国瑛等。
  辛亥革命以后,随着大量留学生的归国,西方文化的传播日益扩大,并已获得社会广泛的承认,到春睡画院求学新国画的学生越来越多,来自四面八方、各个阶层,甚至有千里之遥而来的。1933年,高剑父又迁院址至广州小北朱紫街山庄,这是座有池塘曲径、古色古香的院落,至此,院址才固定下来。学生中广州的有李抚虹、关山月、黄少强、吴公虎、吴梅鹤、罗落花、罗竹坪、何磊、高谪生、麦啸霞、杨霭生、黄独峰、黄哀鸿、侯宇平、傅日东等人,至1937年,春睡画院学生已达到120余人,成为最兴盛时期。1938年10月,日军侵占广州,高剑父避难到澳门普济禅院,画院门生四散,校舍损毁,院内设施等,几被洗劫一空,春睡画院遂暂告结束。


  高剑父避难澳门期间,关山月长途跋涉来到普济禅院高师身边,继续从师深造。稍后,迁居香港的赵崇正、方人定、罗竹坪、司徒奇、何磊等,常萃集于高师身边,赵崇正在港执教中学之暇,更于每周星期天由港赴澳,从师深造,高剑父寄居的普济禅院妙香堂,不觉间成了春睡画院分院,还收了王婉卿、黎国安(黎明)、竺摩(和尚)、李乔峰、游云山(后来成为女尼,居台湾)、关万里、梁法等弟子。因此,抗战其间,高剑父的美术教育地点虽转移,但教学仍没中断。
  抗战胜利后,高剑父回到广州,1946年利用春睡画院旧址,开办了“南中美术院”,仍自任院长。这时他已意识到,以一人的心力欲造就众多的人材,成效比兴办美术学校相去甚远,于是,将“南中美术院”改为公办性质的美术教学机构,昔年春睡画院的许多学生都在这里任教,如赵崇正,被聘为该院校务主任兼国画科导师;黄独峰,被聘为国画系主任等等。没多久,国民党发起内战,但在人民解放军的反攻下,节节溃退,而国统区经济也日益走向崩溃。南中美术院经费短缺,勉强维持了一年,终因时局动荡、发展艰难而被迫停办,不过还有部分留宿学生,一直跟从高剑父,至1949年8月他迁居澳门才结束。
  1947年秋,年近70的高剑父依然怀着发展和推广新国画艺术的抱负,去实现他那“艺术要民众化,民众要艺术化”的理想,接受了当时广州市长欧阳驹及市教育局的聘请,出任新办的“广州市立艺术专科学校”校长,在当时未有合适校舍的情况下,他竟让出属他私人房产的南中美术院作临时校舍,而他自己,自从春睡画院搬到小北朱紫街山庄以来,就一直住在山庄后园,客厅、厢房都用来作了课堂。开学初期,市立艺专学生和原来南中美术院的学生都挤在一起上课,过了一段时期,市立艺专才迁到海珠北路。
  高剑父在主持春睡画院同时,还曾担任过不少院外教学工作,倾力于美术教育事业。在绘画方面,大约20年代后期,曾任佛山美术专门学校校长。1934年春,他应聘为广州国立中山大学特别新设的绘画课程教授(中大是一所综合大学,原无艺术系设置),所教的课程为“画学”,作为选修课,有240名学生,高剑父每周担任中大4个班(每班60人)的8节课。1935年秋,他又应聘为南京国立中央大学艺术系教授,于1936年3月赴南京讲学,才结束了在中山大学的两年教学活动。
  此外,他还热心于工艺美术,懂制瓷器技术,曾设立陶瓷学校于广州,又曾任江西中华瓷业公司经理,他、高奇峰等人将画写在瓷瓶、磁碟、瓷板上烧制销售。他还曾与妻子兼革命同志宋铭黄办女子图画刺绣学校于广州。曾任广东省立工业专门学校校长等职。

2、高奇峰:从“美学馆”到“天风楼”



  高奇峰的美术教育活动主要是在“美学馆”和“天风楼”。
  1908年高奇峰随高剑父从日本学成返广州,受聘任南海、广府中学教席,开始了美术教育。
  1918年上海审美书馆歇业,高奇峰遂受广东工业学校校长黄强之聘,回穗任美术科及制版科主任,同时在广州府学西街自设“美学馆”创作和授徒。1920年入学的弟子有周一峰、何漆园、容漱石、黄少强、赵少昂、叶少秉、熊文杰、崔稚明、陈汉普、岑昆魏、萧娴、黄期田等数十人,他收徒甚严,学生仅这数十人而已。
在美术教学上,高奇峰重视美育,纯洁学生的道德精神,“常开导后学,学画不能徒博时誉或聊以自娱,应本天下有饥与溺若己之饥与溺之胸怀,及达己达人之思想,而努力于缮性利群之绘事,阐明时代新精神”。启迪学生“画学不是一件死物,而是有生命能变化者”,“学画除解剖学、色素学、透视学、图案学、物理学、哲学、古代(绘画)六法、画法源流当研究外,尤应对心理学、社会学研究得清清楚楚,明白社会需要,以造乎所祈向之一境”。
  1925年,广州岭南大学聘他为名誉教授,并且赠地以资筑室,让他传授画学,礼节之隆重,向所未见。由于他醉心艺术,积劳成疾,不幸患上肺病,1929年由岭大迁到二沙头岛珠江颐养园养病。逾年病愈后,乃遵医嘱自建一室名“天风楼”(陈树人书额)于园东侧,谢绝应酬,闭门潜心创作。因其体弱有病,女弟子张坤仪遂侍居左右,并为其治理家务(在上海办审美书馆期间,高奇峰曾娶一苏州女子,生下一女名连弟。因高奇峰皈依艺术,潜心所向,不暇旁顾,其妻竟携女离去。此后,奇峰捐弃家室,更苦心潜修艺术),兼日夕从师学画,奇峰感其诚心,乃收她为义女。
  至于岭南大学的教学,因为奇峰身体方面原因,1932年由弟子何漆园代任岭大国画教席。
自从筑天风楼于珠江二沙头岛以来,这里波光帆影,不啻天然图画,高奇峰潜心创作之余,于“每星期天,邀门徒到楼相访,相与论艺,雅集竟日”,成了奇峰弟子们深造和交流的场所,弟子中以黄少强、赵少昂、叶少秉、周一峰、何漆园、容漱石最为出名,时有“天风六子”之称(一说为“天风七子”,即加上女弟子张坤仪)。
  其在艺术和授徒传播上都最杰出的学生赵少昂,于20世纪50年代前后起,移居香港继续开办“岭南艺苑”授徒,进一步吸收国外艺术,对老师的艺术进行了升华和发展。他培养的学生分布世界各地传播岭南画派艺术,不但地域广泛,而且人数众多,尤以赵少昂派遣亲传弟子欧豪年到台湾的传播为出色。
  陈树人“但开风气不为师”,仅仅晚年退休后私授过一位同僚的儿子刘春草,即仅有一位弟子。
  因而,岭南画派的传播和影响,不仅仅是第一代创始人,还有第二代、第三代等等弟子的努力,达到“生生不息”,影响不绝。
在高剑父、高奇峰、陈树人三位创始人的开拓下,主要凭借着高氏兄弟众多弟子的力量,岭南画派绘画在人物、花鸟、山水、走兽等领域人才辈出,几乎是全方位地继承和发展。在众多各有所长的弟子中,最为杰出、为世人所公认的第二代弟子为黄少强、方人定、赵少昂、黎雄才、关山月、杨善深、司徒奇等几位。



  总的来看,岭南画派从理论和实践上最突出的贡献,是艺术观念和方法论方面对传统的绘画理论和方法的冲破,高剑父“折衷中外,融合古今”的理论主张,体现了岭南文化的既坚持自身传统,又突破了以国为界,积极吸收外来艺术新观念、新事物;突破题材局限,关注当下的现实生活;体现了开放、包容、革新的新精神。从该派的实践来看,是体现了“‘折衷中外’,以‘中’为本;‘融合古今’,以‘今’为魂”的“折衷”与“融合”的结果。岭南三杰的艺术创作,都只是借鉴外来艺术的观念和方法,并没有把传统连根拔掉。这对“二高一陈”后我国国画界中西结合的局面,和新中国成立以来相当长一段时期我国美术院校的国画教学乃至创作,都产生了直接与广泛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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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书籍与引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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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少昂:《高奇峰先生小传》,载黄少庚、吴瑾编《广东现代画坛实录》,岭南美术出版社1990年第一版。
何勇仁:《画师高奇峰》,载黄小庚、吴瑾编《广东现代画坛实录》,岭南美术出版社1990年第一版。
关山月:《试论岭南画派和中国画的创新——在香港中文大学当代中国绘画研讨会上的讲演稿》(1986年5月),见江西美术出版社2003年出版《广州美术学院文集1953——2003》。
王坚:《认识岭南画派》,载王坚著《粤画史论丛稿》,广州出版社2008年第一版。

                                        (作者为广州艺术博物院宣教工作委员会主任、副研究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