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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巢画作款识考疑 作者:翁泽文

发布时间:11-11-12

  学术界一向认为,居巢是一位传统文化素养全面而深厚的文人画家。若照此推断,居巢画作款识中是不应该存在文字错误现象的。但笔者发现,事实并非如此。最近在参与《故园拾香——居巢居廉绘画》一书的编辑过程中,笔者有幸拜观了粤、港两地各博物馆收藏的居巢和居廉的部分画作,发现其款识中均存在一些文字错误等方面的问题。对这些问题加以探讨,将有利于“二居”研究向纵深方面发展。故不揣浅陋,先将《故园拾香——居巢居廉绘画》一书中居巢画作款识的疑点择要列出,略加考订,以就正于博雅诸君。而有关居廉画作款识的考疑工作也在着手进行,待成文后再另行刊出。

  一、《牡丹蜂蝶图》团扇

  目前所能见到的居巢最早的画作是哪一件呢?这是“二居”研究中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据《居巢居廉年谱》称,《秋柳鸣蝉》团扇(1829年作,广州艺术博物院藏)“是笔者目前所见到居巢最早期的作品”〔1〕。而《居巢居廉研究》所列居巢传世之最早画作,除上述《秋柳鸣蝉》团扇外,还有《白玉兰》扇面(1829年作,广东省博物馆藏)〔2〕。事实果真如此吗?笔者最近目睹的居巢《牡丹蜂蝶图》团扇〔3〕(1824年作,岭南画派纪念馆藏)解开了这一谜团。该作款云:

  甲申春月,画为扬宸仁兄大人正。梅生居巢。

  居巢生于嘉庆十六年辛未(1811),卒于同治四年乙丑(1865),享年只有五十四岁〔4〕。故甲申年在居巢一生中只有一次,即1824年,时年居巢十三岁。据此可知,《牡丹蜂蝶图》团扇作于1824年,比上述《秋柳鸣蝉》团扇及《白玉兰》扇面早了五年。如果没有发现比这更早的,那么这就是目前所见的居巢传世之最早画作。想必《居巢居廉年谱》及《居巢居廉研究》的作者未曾见到此作。
  《牡丹蜂蝶图》团扇已是一件初具规模的作品,它果真是出于年仅十三岁的居巢手笔吗?令人怀疑自然不足为奇,但怀疑毕竟是没有根据的,不能作为定论。窃以为此作可信。居巢享寿仅五十四岁,然在其一生中,诗、书、画成就均颇为可观,若非才智有过人之处无以至此,十三岁能画出这样的作品诚非难事。联系其五年后的《秋柳鸣蝉》团扇及《白玉兰》扇面,不难看出此二者之技法已颇为成熟,如果不是有五年前的《牡丹蜂蝶图》团扇作基础,五年后未必能画出这样的作品。

  二、《沙梨花》团扇

  居巢《沙梨花》团扇〔5〕(1847年作,东莞市博物馆藏)款云:

  多谢川红亚曲阑,泥人无奈酒杯干。折枝凭仗相宜称,银烛金樽映肉看。丁未暮春,写奉德圃太亲翁大人诲正。侄居巢并题。

  “德圃”是谁?是张敬修吗?张敬修(1823—1864),广东东莞人,曾赴广西任职,聘居巢任其幕僚,后返东莞筑可园,招纳“二居”供养于园中作画,对“二居”艺术影响甚大。在可园期间,“二居”创作了大量画作馈赠张氏家族,那么这件《沙梨花》团扇是否为张敬修收藏的居巢画作之一呢?
  要弄清楚这一问题,首先必须弄清楚“德圃”是否为张敬修的字号。据《可园张氏家族诗文集》(以下简称《可》书)所载,张敬修字德甫〔6〕。而据修订后的《东莞可园张氏诗文集》(以下简称《东》书),则张敬修字鉴中,号德甫〔7〕。两处均不言“德圃”为张氏字号。但从此二书所引《东莞县志》卷七十二《人物略》十五《张敬修传》、《东莞诗录》卷五十六《张敬修小传》、《东莞张氏如见堂族谱》卷十《彦瑜公派?张敬修小传》来看,张敬修是有“德圃”之字的。不过书作者却认为,这三篇张敬修传“均谓张敬修字德圃,‘圃’字误,应作‘甫’”〔8〕,并列举了若干依据加以证明。比较二书中所列依据的异同,可以发现一个小小的“秘密”:《可》书所列依据有七,其中第六条是:“在张敬修身边,与张敬修相处十产(应为“六”之误——引者注)年的好友居巢,所作画赠张敬修,款识中称其字者,俱作‘德甫’,如广州艺术博物院所藏《枇杷》扇面,款识中有‘请德甫姻伯大人鉴正’之语。”〔9〕《东》书所列依据则改为六条,删去了此条。这一改动可谓耐人寻味。笔者推测,可能是书作者后来看到了上述居巢《沙梨花》团扇,发现其款识中有“写奉德圃太亲翁大人诲正”之语,足以推翻《可》书所列第六条依据“居巢,所作画赠张敬修,款识中称其字者,俱作‘德甫’”的论断,故而在修订时将其删去。但这样做依然无补于事,因为其所列六条或七条依据均仅能证明张氏字德甫,并不能证明张氏没有德圃之字。
  只要对中国姓名文化有所了解的人都会知道,古代文人士大夫的字号往往不止一个,而“别署”则是取字号的方法之一。所谓“别署”,就是以同音或近音字替换原有的字号而产生新的字号。这种现象在中国美术史中比比皆是,张敬修之后的姑且不论,仅张敬修之前的就有:王鉴(1598—1677)字玄照别署圆照,傅山(1605—1690)字青竹别署青主,梅清(1623—1697)字渊公别署远公,禹之鼎(1647—1709后)字尚吉别署上吉,马元驭(1669—1722)字扶羲别署扶曦。作为耽好风雅的张敬修,效法前人的做法为自己再取一个字号是自然不过的事。因此,张敬修字(或号)德甫别署为“德圃”,应该说是顺理成章的。
  读者也许注意到,《沙梨花》团扇款识中称“德圃”为“太亲翁”。“太亲翁”原意应为祖父,但在书画款识中未必是实指,可能只是对有亲缘关系的老年男子的尊称。然而,1847年居巢三十六岁,张敬修只有二十四岁,居巢比张敬修足足年长了十二岁。对一位比自己年龄小十二岁的人,无论多么尊重,称对方为“太亲翁”而又自称为“侄”,总是不可思议吧?因此读者可能会认为,“德圃”并非张敬修而是另有其人。还是且慢下结论,先来看看居巢《虫鸟》团扇〔10〕(1849年作,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吧。其款云:

  己酉长夏,奉德甫太亲翁大人法鉴。居巢。

  请看,这里所题的是“德甫”而不是“德圃”,但同样是称之为“太亲翁”。由此可见,居巢真的是在叫张敬修作“爷爷”,就差没装“孙子”了。事情虽然不可思议,但却是千真万确。
  因此,笔者对《东》书的观点不敢苟同,“德圃”应该就是张敬修。
  这样看来,1847年张敬修虽然尚未成为居巢的“衣食父母”,居巢却已经在低声下气地叫张敬修作“爷爷”了,未免有点可怜。一个是封建官僚,一个是布衣百姓,就算有亲缘关系,也依然无法改变其地位的悬殊。他们之间存在真正的友谊吗?值得怀疑。所谓“至交好友”是否只是一种假象?恐怕封建等级制度下“老爷”与“小民”的身份更能反映张、居之间的真实关系吧?尽管对这位“小民”而言,这位“老爷”不愧为一位“爱民如子”的“父母官”。
  如此一来又牵涉到另外一个问题。《东》书认为:“道光二十七年(1847),居巢赠张敬修《花卉虫石图》,款识云:‘德翁老兄大人法鉴,丁未春,居巢写生。’(见广州市文物总店编印的《文物选集》42页下图)此画是现存居巢赠张敬修绘画中有年款的最早的一幅。”〔11〕如果“德圃”确是张敬修的话,那么“现存居巢赠张敬修绘画中有年款的最早的”就不止“一幅”,至少也有三幅——除了《花卉虫石图》扇面外,还有上述《沙梨花》团扇,以及《东》书中所列的《海棠图》团扇(1847年作,东莞市博物馆藏)〔12〕。

  三、《夜来香?螽斯》扇面

  居巢《夜来香?螽斯》扇面〔13〕(1849—1864年间作,香港艺术馆藏)款云:

  可园步月,花香迎人,故而鼎翁屡嘱同游。于篱林捡归,索挥一疌。此见好事者以。居巢并识。

  从款识内容看,此画应作于可园。而居巢客居可园的时间是道光二十九年(1849)至同治三年(1864),前后共十五年(当然其间也曾离开过)。
  “索挥一疌”是什么意思呢?“疌”,音jié,“捷”的本字,意为迅速。《说文》云:“疌,疾也。从止,从又。又,手也。屮声(疾叶切)。”〔14〕“疌”在句中无法解释,当系笔误,应作“箑”。“箑”,音shà,意为扇子。《说文》云:“箑,扇也。从竹,疌声(山洽切)。”〔15〕显然,这里居巢将“捷”的本字“疌”误认为是“箑”的本字。如果改作“箑”,则“索挥一箑”可迎刃而解——意为“请求挥写一幅扇面”。其实,“箑”字在古代扇面画的款识中时有出现,在居巢的其他扇面画中也出现过(如下文提到的《韦石图》)。作为饱读诗书的居巢,本不应犯这样的错误。

  四、《花卉湖石图》轴

  居巢《花卉湖石图》轴〔16〕(19世纪中居巢画花卉,1900年居廉补草虫并题,广州艺术博物院藏)在《广州美术馆藏品目录》中被定为1840年之作,不确。《居巢居廉研究》中有关此作的资料当来源于此,故亦有误〔17〕。此作款云:
 
  庚子中秋,焯辰大兄获得梅生仲兄花卉直条,嘱余补草虫于上,以成合作。居廉识。

  据此可知,此作原为居巢所作,但具体年份不知。庚子年(1900)中秋为“焯辰”所得,请居廉补画草虫并加题款而成。画上并无任何证据证明此乃1840年居巢之作,想必是《广州美术馆藏品目录》的编者仅看到开头“庚子”二字,便不管三七二十一地臆断为1840年(亦为庚子)之作。现《故园拾香——居巢居廉绘画》一书根据其画风,将其定为“19世纪中居巢画花卉,1900年居廉补草虫并题”,是值得肯定的。


  五、《荔枝图》扇面

  居巢《荔枝图》扇面〔18〕(1853年作,广州艺术博物院藏)款云:

  红苎中单白玉肌,珠娘荔子共风姿。末利更饶香媚夜,纳凉时。昔昔头衔成负汝,频年乡梦总因伊。叶烂茨菇蝉响涩,又相思。癸丑初秋,调寄《山花子》。题请鼎铭三兄大人正拍。居巢并识。

  “末利”,若按字面解释是“微末的利益”,但在诗中显然并非此意,而应是一种花卉的名称,即“茉莉”。那么“末利”和“茉莉”是什么关系呢?就单字而言,“末”与“茉”、“利”与  “莉”均非繁简字、异体字或古今字的关系,乃是不同的字,两者之间不能划等号。茉莉是古代从国外引进的植物品种,其汉语名称也是外语的音译,仅借汉字记录其发音而不取其字意,而且最初也无固定译法,常以同音字替换,导致同物异名现象。这在明李时珍《本草纲目》中有详尽的记载:“嵇含草木状作未(应为“末”之误——引者注)利,洛阳名园记作抹厉,佛经作抹利,王龟龄集作没利,涤(应为“洪”之误——引者注)迈集作末丽。盖末利本胡语,无正字,随人会意而已……末利原出波斯、移植南海,今滇、广人栽莳之……素馨、指甲,皆其类也”〔19〕。据此可得知三点:一、茉莉最初并无专名,后来(明代之前)才出现“茉莉”一词作为其专名;二、“末利”与“茉莉”乃是同物异名的关系;三、除作为专名的“茉莉”之外,其异名至少有五种之多。
清代时“茉莉”已成专名,居巢之所以不写“茉莉”而写“末利”,多半与文人、书画家好写古字、古名以示古雅的心态有关。
  《广州美术馆藏中国画精品集》录居巢此作款识释文断句不确;“总因伊”作“□因伊”,“总”字未能释出;“蝉响涩”作“蝉响混”〔20〕,误。《居巢居廉年谱》收录的居巢此词题为《山花子?忆荔湾旧游》,其中“茉莉”作“茉梨”,“频年乡梦总因伊”作“频年卿梦想因伊”,均误;而“蝉响涩,又相思”作“蝉又叫,费相思”〔21〕,不知是否为另一版本?《岭南花鸟画流变:1368—1949》所录居巢此作之释文中,“总因伊”作“想因伊”,“蝉响涩”作“蝉响混”〔22〕,亦误。

  六、《韦石图》扇面

  居巢《韦石图》扇面〔23〕(1853年作,广州艺术博物院藏)款云:

  此韦庐先生所赏韦石也。嵌空峭拔,高八九尺,张南山先生句云:“绉透瘦皆备,去来今不言”,即此。癸丑小春,偕鼎铭三兄往观。鼎铭与予同负米老癖,徘徊不忍去,因为之写其状于箑端,以当晤对。今夕庵居巢并识。

  所谓“韦石”,并非石的种类,乃因该石为“韦庐先生所赏”,故以名之。韦庐即李秉礼(1748—1830),字敬之、松甫,号韦庐、七松老人。临川(今江西抚州)人,随父李宜民寓居广西桂林,为桂林著名的“临川李氏”成员之一。李秉礼的诗词及其长子李宗瀚的书法、六弟李秉绶的绘画在当时并称“诗书画三绝”,故史载“李氏一门风雅,为当时桂林之冠”。李家交游广泛,宋光宝、孟觐乙、居巢、居廉等都曾寓居李家,张维屏还与李家结为孙辈亲家。不少学者认为,1847年“二居”在李秉绶的环碧园与宋光宝、孟觐乙结识〔24〕,对“二居”的艺术产生了重大影响。
  据款识可知,此画乃癸丑年(1853)居巢与张嘉谟同赴李秉礼府邸观赏“韦石”时的写生之作,时正值“二居”第二次随张敬修赴广西。从画面看,此韦石乃一方置于庭院作装饰用的观赏石。观赏石主要有安徽灵璧出产的灵璧石、江苏太湖出产的太湖石、江苏昆山出产的昆石、广东英德出产的英石,被誉为中国四大名石。张南山即张维屏(1780—1859),字子树,号南山、松心子、珠海老渔、花村老圃等,广东番禺人,道光进士,官至南康府知府,工诗善书。从款识可知,“绉透瘦皆备,去来今不言”是张维屏的咏石诗句。米老即米芾(1051—1108),初名黻,字元章,号襄阳漫仕、海岳外史等,世称“米南宫”,湖北襄阳人,北宋书画家,“宋四家”之一,以爱石成癖著称,提出“秀、瘦、雅、透”四字概括观赏石的审美特征及评鉴标准。
  清代马汶在米芾四字的基础上总结成“皱、透、瘦”三字。张维屏诗以“绉透瘦”作为对石的描述,即源于马汶。其后,又有人提出“瘦、漏、皱、透”四字。“绉”和“皱”字义相近,读音相 同,但并非繁简字、异体字或古今字,不能划等号。这里当用哪个更准确呢?“绉”是指纺织品上的皱纹或有皱纹的纺织品,指其他物体上的皱纹不用“绉”而用“皱”。因此,表示观赏石上的皱纹也理所当然应用“皱”而不应用“绉”,居巢所书有误(当然张维屏原诗也有可能是错的)。
  顺带提一下,这里的“箑”字就没写错,“箑端”,意即扇面的一端。
  《岭南花鸟画流变:1368—1949》及《东莞可园张氏诗文集》所录居巢此作之释文中,“绉”作“皱”〔25〕,不确(指违背居巢原文)。另《东莞可园张氏诗文集》中“鼎铭与予同负米老癖”作“鼎铭与余同负米老癖”〔26〕,“予”作“余”不确(指违背居巢原文)。笔者认为,释文整理应以尊重原文为指导原则,如果涉及文字规范化问题,释文可以而且也应该以规范简体字去替换原文中的繁体字、异体字和古体字;如果不涉及文字规范化问题,即使是原文的错误之处,也应保持原貌不变。如上举“绉”、“予”二字,释文便不应改成“皱”和“余”。

  七、《石竹》扇面

  居巢《石竹》扇面〔27〕(1857年作,广州艺术博物院藏)款云:

  舞衫新浣洛阳尘,羽帔褊褼稳称身。倘赋晚晴逢杜牧,定入道拟宫人。鼎翁仁弟大人鉴正。丁巳,居巢。

  居巢《石竹?螳螂》扇面〔28〕(1853年作,香港艺术馆藏)及居廉《石竹?蝴蝶》册〔29〕(1876年作,香港艺术馆藏)也题写了该诗,两相对照,可知此处“定”字后漏书一“将”字,应为“定将入道拟宫人”。
  《居巢居廉年谱》收录的居巢此诗题为《白剪绒》,其中“褊褼”作“蹁跹”〔30〕;《岭南花鸟画流变:1368—1949》录居巢此作释文亦然〔31〕,均误。“蹁跹”,音pián xiān,意为行走不正貌,或舞者旋转貌,其意与“蹒跚”相近,音亦相似(“蹒跚”音pán shān)。“羽帔”,即羽毛装饰的裙子或披肩。那么“羽帔蹁跹”作何解?是“羽帔行走不正”吗?显然不是。是“羽帔旋转”吗?似是而非。“蹁跹”指的是人的动作,非物体的形态,其主语只能是人而不能是“羽帔”。可见,“羽帔”和“蹁跹”搭配不当。那么“褊褼”又是什么意思呢?“褊褼”,音亦为pián xiān,意为衣物飘扬貌。《集韵》云:“褊,褊褼,衣貌。”〔32〕可见,“羽帔褊褼”意为“羽帔飘扬”,能跟“羽帔”搭配的应为“褊褼”而非“蹁跹”。读者也许注意到,跟“蹁跹”相似的还有一个词——“翩跹”。“翩跹”,音piān xiān,意为飘逸飞翔貌。概括地说,“褊褼”是形容衣物,“蹁跹”是形容动作,而“翩跹”则是泛指。可见,这三个词的读音和词义相近,但并不相同。更关键的是,“褊”、“蹁”、“翩”三者并非繁简字、异体字或古今字,“褼”、“跹”两者亦不是,因此就单字而言,它们之间不能划等号,不能相互替换。当然,若就词义而言,假设居巢在这里用的是“翩跹”,亦无不可,但如用“蹁跹”则不妥。

  八、《春花》扇面

  居巢《春花》扇面〔33〕(1857年作,东莞市可园博物馆藏)款云:

  太守寻花不惜命,征《雅》搜《骚》出情性。年年老圃觅山矾,惆怅风前数花信。避地同君石井村,万木前头一树春。海棠丰艳韵差逊,山桃粗俗吁非伦。离披桂叶状果似,问名颇怪方言颠。不因踪迹窜荆棘,冰玉那识江梅昆。如瞻岁新逢幽人,自媚冷抱回冬温。按图纵失赏讵谬,的烁已少空山邻。平生我亦百花带,粉本泥君摹恽派。移根还拟载篮舆,乞与明窗水仙配。丁巳冬,同鼎翁太守仁弟至石井,偶见野花一种,状似山矾,土人名曰“春花”,疑是郑□之讹。为君既写其状,嘱予赋诗记之,将以就正博雅云。居巢并志。
 
  上引“□”处并非残损,而是《汉语大字典》查无此字。按:从字形看,此字乃左中右结构,左为“木”,中为“月”,右为“关”多一横。此诗收入《今夕庵诗抄》,诗题颇长,而文字与上引略有出入。现一并录出,以作对照:

  丁巳冬暮至石井,同张鼎铭太守嘉谟见野花一种,按其状类山矾,问之村人,名曰“春花”,疑是□郑之讹。嘉谟写图,嘱巢赋诗,记之以俟博雅太守寻花不惜命,征《雅》搜《骚》出情性。年年老圃觅山矾,惆怅花前数花信。朅来同君石井村,万木前头一树春。海棠丰艳韵差逊,山桃粗俗嗟非伦。离披桂叶状果似,问名颇怪方言颠。不因踪迹窜荆棘,冰玉那识江梅昆。如瞻岁新逢幽人,自媚冷抱回冬温。按图纵失赏讵谬,的烁已少空山邻。平生我亦百花带,粉本商量宜恽派。移根还拟载篮舆,乞与明窗水仙配。〔34〕

  原文无标点,此处标点为引者所加。《春花》扇面款识(以下称“扇面本”)中的“鼎翁太守仁弟”与《今夕庵诗抄》所录诗(以下称“诗抄本”)中的“张鼎铭太守嘉谟”是同一人,即东莞道生园主人张嘉谟。按理说,如果诗抄本是录自扇面本,则两本文字应该完全相同。但事实上两本的文字是有出入的,如:扇面本“惆怅风前”诗抄本作“惆怅花前”,扇面本“避地同君”诗抄本作“朅来同君”,扇面本“吁非伦”诗抄本作“嗟非伦”,扇面本“泥君摹恽派”诗抄本作“商量宜恽派”,扇面本“郑□之讹”诗抄本作“□郑之讹”,且两本之“□”亦不相同,诗抄本之“□”由“木”、“月”、“关”三部分构成,比扇面本少了一横(此字《汉语大字典》亦查不到)。显然,诗抄本不可能录自扇面本。那么诗抄本又是从何而来呢?
  如果说上举数例只不过是大同中之小异,那么还有一处出入却相当关键,千万不可忽略——关于诗的作者,两本皆指居巢,并不存在问题;问题在于,两本所提到的画的作者并不一致。
  扇面本谓“为君既写其状,嘱予赋诗记之”。因扇面款识为居巢所题,居巢不可能自称为“君”,只能称张嘉谟。因此,“为君既写其状”的主语不可能是“鼎翁太守仁弟”,只能是“予”,即居巢本人。此句意思很明确:居巢为张嘉谟画好了此花的形状,张嘉谟又嘱咐居巢作诗将其记录下来。可见,诗与画的作者均为居巢一人。
  然而,诗抄本却说是“嘉谟写图”。如果说张嘉谟所写之“图”就是上述《春花》扇面,那是无论如何也解释不通的。而且根据画风判断,《春花》扇面与居巢画风相合,而与张嘉谟画风却毫无共 通之处。合理的解释只能是:此“图”非彼“图”,也就是说,当时居巢和张嘉谟肯定是各自画了一幅“春花”题材的画,而两幅画上的款识则同为居巢此诗。扇面本所称“为君既写其状”之  “图”乃居巢所画,而诗抄本所称“嘉谟写图”之“图”则为张嘉谟所画。至于张嘉谟画上的款识是由居巢所书还是由张嘉谟所书,因诗抄本中未作说明,不便妄断。
  如此一来,两本文字不同的疑惑也就可以迎刃而解了——无论是居巢所画在前还是张嘉谟所画在前,在题写此诗的过程中,或是有意对个别字眼略作修改,或是一时记忆偏差所致,均是完全有可能的。显然,诗抄本乃源于张嘉谟画作上的题诗。

  笔者曾专门就《故园拾香——居巢居廉绘画》一书收录的“二居”画作做过统计,得到这样的结果:该书收录的居巢画作共八十二件,其中文字错误(仅指错别字,不包括异体字、古体字、同物异名、漏字等,下同)约有二处,占作品数的2.4%;收录的居廉画作共一百五十六件,其中文字错误约有八处,占作品数的5.1%。如果统计范围再扩大一些,相信其文字错误当不止此数。客观地说,虽然居巢画作款识中的文字错误少于居廉,但这一结果对于长期以来普遍认可的居巢形象——具有全面而深厚的传统文化素养的文人画家——依然会有一定的不利影响。不过我们也应认识到,文人画家毕竟不完全等同于文人,而且其款识中出现文字错误也未必是因为不懂,也有可能是一时兴之所至而偶然出现的笔误。那么,居巢的错误还是情有可原的。

注释:
〔1〕娥编:《居巢居廉年谱》,52页,广州:广州出版社,2003年。
〔2〕朱万章著:《居巢居廉研究》附录四《“二居”传世作品知见录》,219页,广州:岭南美术出版社,2007年。
〔3〕因编辑《故园拾香——居巢居廉绘画》之需,岭南画派纪念馆提供了其馆藏居巢《牡丹蜂蝶图》团扇的图版照片。后此作因故没有收录。
〔4〕指周岁。本文凡提及年龄,如无特别说明者,均指周岁,以下不再一一注出。
〔5〕广州艺术博物院、香港艺术馆编:《故园拾香——居巢居廉绘画》,48页,广州:岭南美术出版社,2008年。原题为《花卉团扇》,见广东省东莞市博物馆编:《居巢居廉画集》,55页,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年。
〔6〕杨宝霖编:《可园张氏家族诗文集》,9页,或485页,东莞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2003年。
〔7〕杨宝霖编著:《东莞可园张氏诗文集》,13页,或660页,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
〔8〕杨宝霖编:《可园张氏家族诗文集》,11页,或560—561页,东莞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2003年。又见杨宝霖编著:《东莞可园张氏诗文集》,16页,或663页,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
〔9〕杨宝霖编:《可园张氏家族诗文集》,11—12页,或561页,东莞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2003年。另外六条依据是:一、可园园匾,张敬修自题署“德父”。二、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所藏居巢《山水》长卷(容庚藏此图稿本,容庚题作《春江上水船图》,见《颂斋书画小记》稿本),有题跋云:“舟中人比(应为“被”之误——引者注)名利牵,岸上人牵名利船。江水悠悠浑不断,问君辛苦到何年。清痴王云写,梅生临本,德父题字。”“父”为“甫”字通假。三、张敬修咸丰三年二月作一则砚铭,为张敬修自题自刻,据拓本,砚铭末署“德甫自记”。四、张敬修的名章作“德甫”,如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所藏居巢《山水长卷》张敬修题长跋之后,钤“德甫”朱文篆印。五、张敬修收藏书画的印章,作“德甫珍赏”,如1962年岭南美术出版社出版的《居巢作品选集?玉簪图》。六、……。七、居巢《今夕庵诗钞》、《烟语词》诗词题中,赠张敬修或涉及张敬修的,有八题,均作“德甫”。
〔10〕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编:《广东书画录》,136页,1981年。
〔11〕杨宝霖编著:《东莞可园张氏诗文集》,724页,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
〔12〕杨宝霖编著:《东莞可园张氏诗文集》,747页,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
〔13〕广州艺术博物院、香港艺术馆编:《故园拾香——居巢居廉绘画》,73页,广州:岭南美术出版社,2008年。香港艺术馆提供的原题为《素馨络纬》。
〔14〕许慎撰:《说文解字》,38页,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
〔15〕许慎撰:《说文解字》,97页,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
〔16〕广州艺术博物院、香港艺术馆编:《故园拾香——居巢居廉绘画》,105页,广州:岭南美术出版社,2008年。原题为《花卉草虫图》,原定为1840年之作,不确,见苏小华主编:《广州美术馆藏品目录》,88页,广州:花城出版社,2000年。广州美术馆是广州艺术博物院的前身,《广州美术馆藏品目录》收录的藏品即为现广州艺术博物院的藏品。下同。
〔17〕朱万章著:《居巢居廉研究》附录四《“二居”传世作品知见录》,219页,广州:岭南美术出版社,2007年。
〔18〕广州艺术博物院、香港艺术馆编:《故园拾香——居巢居廉绘画》,61页,广州:岭南美术出版社,2008年。系一套总题为《花卉人物》的十五开册页之一,原定为1833年之作,不确,见苏小华主编:《广州美术馆藏品目录》,88页,广州:花城出版社,2000年。
〔19〕李时珍撰:《本草纲目》(金陵版点校本)(上)第十四卷《草部?茉莉》,923页,北京:中医古籍出版社,1994年。
〔20〕苏小华主编:《广州美术馆藏中国画精品集?图版释文》,无页码,广州:新世纪出版社,1997年。书中题为《荔枝》。《广州美术馆藏中国画精品集》收录的作品为现广州艺术博物院的藏品。
〔21〕张素娥编:《居巢居廉年谱?今夕庵烟语词》,165页,广州:广州出版社,2003年。
〔22〕陈滢著:《岭南花鸟画流变:1368—1949》,338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书中题为《红荔图》。
〔23〕广州艺术博物院、香港艺术馆编:《故园拾香——居巢居廉绘画》,66页,广州:岭南美术出版社,2008年。系一套总题为《花卉》的八开册页之一,原定为1864年之作,不确,见苏小华主编:《广州美术馆藏品目录》,88页,广州:花城出版社,2000年。
〔24〕关于“二居”是否曾与宋、孟结识的问题,目前学术界尚有争议。但“二居”在环碧园观摩了包括宋、孟真迹在内的李秉绶藏画,却是有可能的。
〔25〕陈滢著:《岭南花鸟画流变:1368—1949》,343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
〔26〕杨宝霖编著:《东莞可园张氏诗文集》,737页,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
〔27〕广州艺术博物院、香港艺术馆编:《故园拾香——居巢居廉绘画》,74页,广州:岭南美术出版社,2008年。系一套总题为《花卉人物》的十五开册页之一,原定为1833年之作,不确,见苏小华主编:《广州美术馆藏品目录》,88页,广州:花城出版社,2000年。
〔28〕广州艺术博物院、香港艺术馆编:《故园拾香——居巢居廉绘画》,63页,广州:岭南美术出版社,2008年。香港艺术馆提供的原题为《花石螳螂》。
〔29〕广州艺术博物院、香港艺术馆编:《故园拾香——居巢居廉绘画》,181页,广州:岭南美术出版社,2008年。系一套总题为《花卉草虫册》的十五开册页之一。
〔30〕张素娥编:《居巢居廉年谱?今夕庵题画诗》,172页,广州:广州出版社,2003年。
〔31〕陈滢著:《岭南花鸟画流变:1368—1949》,339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书中题为《白剪绒花图》。
〔32〕《集韵?先韵》。转引自《汉语大字典》(缩印本),1293页,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武汉:湖北辞书出版社,1993年。
〔33〕广州艺术博物院、香港艺术馆编:《故园拾香——居巢居廉绘画》,78页,广州:岭南美术出版社,2008年。
〔34〕居巢:《今夕庵诗抄》,光绪二十六年(1900)刻印本。



翁泽文:广州艺术博物院陈列研究部主任,副研究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