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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日催迟景 和风扇早春——浅说扇面艺术的发展

发布时间:11-11-12

    扇面原指团扇或折扇的面,初期扇子的面皆为原料的本色,后人们在扇面上题字或绘画,扇面就演化成为专指有书画作品的扇子的面。扇面通常以纸或绢为材料。扇面成为一种区别于其他书画形式的独立艺术门类,除了其形制特殊外,更重要的一点是它还承担着实用功能,它是扇子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是日常生活应用和艺术鉴赏合二为一的艺术品。
    要了解扇面艺术的发展,必然先要了解扇子的发展。扇子的产生与使用是与人类的生活密切相关的,可以在文献记载上确证中国使用扇子的历史大约有3000多年,晋崔豹的《古今注》记载:“羽扇起自殷高宗。”但实际使用的时间肯定比文献记载更久远。扇子古称“箑”或“翣”,《淮南子·精神》:“知冬日之箑、夏日之裘,无用于己,则万物之变为尘埃矣。”又《淮南子·俶真》“冬日之不用翣者,非简之也,清有余于适也。”以上的“箑”和“翣”均是指扇子。
    扇子的形制大致可分为柄扇和折扇。我国早期的扇子都为柄扇,由柄架和扇面组成。早期的扇子材料不一,主要由棕榈科植物的叶子和鸟的羽毛构成。扇子除在日常生活中实际使用外,在中国,扇子还是一种很重要的装饰品。前文所引《古今注》中的羽扇是由雉尾羽毛所制的长柄扇,用来遮蔽风尘,又称“障扇”,是一种仪仗物品。自周朝开始,皇帝和高官出行的仪仗中,都设有大障扇,以显示其威仪。《西京杂记》中有更具体的记载:“汉制夏设羽扇,冬设缯扇。”柄扇在中国历史上曾有过便面、麈尾、羽扇和团扇等多种形制。便面是由竹篾编成的方形扇,扇面偏于柄的一侧,犹如旗。据沈从文考证,便面主要流行于两汉时期。《西京杂记》记载长安有个技术很高的工匠名叫丁缓,“作七轮扇,连七轮大皆径丈相连续,一人运之,满堂寒颤。”由其安装方式来看,这是利用大型便面制作而成的。麈尾扇出现在魏晋南北朝,麈尾即是领队的大鹿尾。手持麈尾制成的扇有“领袖群伦”的意思,麈尾扇后演化为羽毛制作的“比翼扇”。羽扇出现的时期与麈尾扇相当,为鸟羽所制。麈尾扇和羽扇皆流行于魏晋南北朝时期。团扇(纨扇)是竹架细绢面的圆形扇,做工精巧,最初为宫闱仕女所用,因此,又称为宫扇。西汉成帝的妃嫔班婕妤在《怨歌行》中有:“新制齐纨素,皎洁如霜雪。裁为合欢扇,团团似明月。出入君怀袖,动摇微风发。常恐秋节至,凉飙夺炎热。弃捐箧笥中,恩情中道绝。”借咏团扇表露了受赵飞燕嫉妒、排挤的境况,以及进一步担心遭受君王冷落的复杂心理。团扇起于西汉,在唐宋二代甚为盛行,而且它的生命力极为强劲,在今天也是扇子的主要形制。
    折扇的引入,是中国扇子发展历史的一个重要转折。折扇在古时又称“聚头扇”,北宋时由朝鲜和日本传入,当时呼之为“叠扇”。苏东坡所谓“高丽白松扇,展之广尺余,合之止两指许。”即指折扇。据《梦粱录》、《都城纪胜》等文献记载,折扇自宋时引入后即大量流行,但现存的证物不多,是否如文献记载那样还有存疑。折扇流行是在明朝时期,明成祖时,他喜折扇舒卷之便,常赐予大臣,并“命工如是为之。自内传出,遂普及天下”,这里的普及天下更多的是指流传于官绅、文人雅士之间。清乾隆八年(1743年),清高宗将内府所藏折扇编目列序,题作《烟云宝笈》,折扇由此流传至今。
    扇子象征着儒雅,“羽扇纶巾,谈笑间,墙橹灰飞烟灭。”扇子与中国文人有着不解之缘,他们使用扇子,也以在扇面上题诗作画的形式来装饰手中的扇子。文人画扇之风具体起于何时难以考证。《晋书·王羲之传》中记载,王羲之“在蕺山见一老姥,持六角竹扇卖之。羲之书其扇,各为五字。姥初有愠色。因谓姥曰:‘但言是王右军书,以求百钱邪。’姥如其言,人竞买之。”又《晋书·王献之传》:“桓温尝使扞王献之呴书扇,笔误落, 因画作乌駮牸牛,甚妙。”据此可知,至少在晋时已经有题扇之习。后梁高爽有《画扇诗》云:“但画双黄鹄,莫作孤飞燕。”又,梁江淹作《扇上彩画赋》云:“临淄之稚女,家郑之妙工。织素丽于日月,传画明于彩虹。洛阳之伎极,江南之巧穷。故饰以赤野之玉,文以紫山之金。粉则南阳之铅泽,墨则上堂之松心。玉琴兮珠徽,素女兮锦衣,促织兮始呜,秋蛾兮初飞,识桂茎兮就罢,知兰叶之行衰。”可见当时达官贵族、文人仕女所用之扇,其扇面上已经有精妙的绘画了。
    到唐时,在扇面上题诗作画之风开始兴盛,这与由丝绢为面的团扇的盛行有很大关系,丝绢虽不同于纸,但同样适宜书法绘画。唐朝扇面为纨扇扇面,几乎没有传世品流传。关于唐朝的扇面艺术的认识主要是借助文献、壁画以及传世绘画作品。在周昉的《簪花仕女图》上,可以看到跟随贵妇的侍女们,手中所持之纨扇就是花卉扇面。表现唐宫女劳作的张萱《捣练图》中,中间一小女孩手持纨扇扇炉,其扇上隐约可见山水画影。又从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出土的纨扇模型上,我们也可以发现花鸟扇面。从所据的文献推测唐时扇面皆为画工所为,未见有文人扇面传世。虽然如此,根据历史资料,唐时,扇面艺术已经较前朝更为广泛流行,扇子开始从日用品向艺术品转化。唐代扇面多为花鸟山水,似乎很难见到书法扇面。扇面画之风,在唐后的五代得到持续,直到宋代。
    进入宋代,扇面绘画有了更大的发展,主要表现在包括皇帝在内的许多文人画家开始涉足扇面领域。据文献记载,宋时,皇帝常用御笔纨扇扇面赠予大臣,并且大量复制:“政和间,徽宗每有画扇,则六宫诸邸竞皆临仿一样,或至数百本。”(宋邓椿《画继》)由此,带动了文人扇面书画的创作之风。仅以《宋人画册》中百幅小品为例,其中纨扇面就有60余幅,而且这些扇面艺术,题材广泛,构思精巧,开创了扇面艺术发展的新局面。宋时扇面画风受宋画院画的影响颇深,体现出空前的丰富、精致、写实之风。既有咫尺千里、雄浑壮阔的情怀,也有纤毫毕现、栩栩如生的野草闲花、昆虫禽鱼。纨扇扇面有其特殊的形制,因此,宋人在扇面画上探索出特有的构图,如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夏圭的《烟岫林居图》,左上方画烟霭远山,迷蒙深幽,下为林木坡石,后有茅屋两间,山涧溪水上架一木桥,一人弯腰策杖而行。此画山石用笔劲峭,林木简练淋漓,构图独特,将所画物象集中于画面的左下方。这样夏圭在扇面的狭小空间成功地借着“边角”的局部来代替全景之景。而同为北京故宫博物院藏的宋徽宗赵佶《枇杷山鸟图》描绘精微细致,构图虽然简洁,笔法却极为简括而具表现力,运以精心,出以妙笔,具有一种独特的情趣。由此,纨扇扇面画艺术在宋朝时期达到了它艺术发展的顶峰,也因为它具有极高的艺术性,在折扇扇面流行的明清时期以至现代,仍吸引了很多画家进行纨扇扇面画的创作。虽然宋皇帝热心于扇面画创作,同时也有相当的文人画家参与扇面画的创作,但由于纨扇的携带、保护并不是很方便,因此,宋扇面画虽较唐朝时更兴盛,但并没有对社会产生广泛的影响。纨扇扇面主要是在上层社会流行,对其他社会阶层影响较小,当时社会上普遍使用的纨扇或团扇通常为素面扇。另有文献记载,宋时已有折扇流行,据沈从文根据文献记录推测,宋时的折扇纸面大都经过山柿油的涂抹,或为无骨扇,多流行在小市民中,且经油涂抹后的扇面以及无骨的材质不宜在上面进行书画创作,因此,宋折扇扇面传世品甚为罕见。
    扇面从晋朝开始到宋朝都为纨扇扇面,从明朝开始,扇面主要形制,由纨扇扇面转向了折扇扇面。虽然折扇早在宋时已经在社会上流传,但由于它的制作工艺尚粗陋,而制作较为精致的折扇又大都来自朝鲜或日本的供奉,很少流传于皇宫之外。因此,折扇在当时不为社会上层和士人所重。到明成祖命工匠仿造国外所供奉的折扇,并将之赏赐大臣,此举不仅提高了折扇制作水平,也刺激了折扇在社会上的流行。当时折扇制作在全国范围内都有分布,以地名、人名著称的就有杭扇、曹扇、川扇、歙扇、弋扇、潘扇、方扇、黄扇、青阳扇、溧阳歌扇、丰润画扇、武陵夹纱扇、金陵柳氏扇、尹氏纸麦扇、吴扇等繁多的名目,也有以功能用途分的春扇、秋扇和靴扇等品种,扇骨、扇面的制作日趋精良。
    在明朝开始流行的新型折扇得到了文人雅士的喜爱,以至形成了互送扇子的风尚,这一风尚也带动了扇面艺术的发展,当时的文人画家纷纷涉足扇面艺术创作。文人扇面书画的出现又进一步促进了社会对扇面的重视,手中持有或者收藏由名人题字或绘画的精美折扇成为一件很高雅的事。扇面艺术从明朝开始进入了良性的互动,使扇面艺术进入了辉煌期,也使扇面艺术真正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当然,明清扇面的风行也导致了造假扇面书画的出现。清高士奇《天禄识馀》卷三《聚头扇》记:“折迭扇古名聚头扇,仆隶所执,取其便于袖藏,以避尊贵者之回。元时高丽始以充贡;明永乐间,稍效之。今则流行浸广,团扇废矣。至于挥洒翰墨,则始于成化间。近有作伪者,乃取明初名公手迹入扇,可哂也。”
    明清时期的折扇扇面书画创作同样深受当时书画风气的影响,具有强烈的文人意趣。但折扇扇面艺术也有它的特殊性,使之与其他书画创作相区别。首先是扇面画因它可以随时随地被人欣赏,因此,对作者的艺术要求更高,以使人能够有常看常新的感觉。其次是折扇扇面呈半环形,并有折痕,这样就要求作者有较强的因势布局的能力。第三,明清时因风气所尚,那时的扇面除素面外还有大量泥金扇面,泥金扇面要求画家用色不能与泥金色相抵、相犯。成功者,能利用金色及其他诸色的光彩映衬画面。同时,泥金扇面还要求作者下笔宜轻快,不能重描,否则金粉极易脱落。如果稍不留意,一处败笔,则往往不可补救而全盘皆输。
    以上三者,第一是考扇面书画作者的艺术灵性,所谓艺术灵性即为悟性。如果没有艺术灵性,很难创作出使人赏心悦目的扇面作品;第二是考扇面书画作者的基本功,也就是要熟悉扇面的特性,尤其是泥金扇面的特性。如果基本功扎实,一般不会有败笔出现。第三则是考扇面书画作者的审时度势的能力。一般来说,扇面书法往往是依折痕而行,但也有大气者直接横书,不以折扇扇面的折痕为意。扇面绘画则比扇面书法的布局要麻烦些。在半环形的扇面上作画,就避不开地平线、透视点一类的问题。由此,画家就采用了两种处理方法。一种处理方式是随扇面扇形把地平线处理成圆弧线,凡是垂直于地面的物体如山石树木之类,都顺着扇面折痕去画。这种构图好像是把广阔的自然景观收拢聚合在扇面这种特殊的形式之中,又好像是通过凸透镜看到的周围景观。另一种处理方式是仍按正常的水平地平线处理,透视点是正的,山水景物当平则平,当直则直。扇面景物不再像通过凸透镜所见,而是像扇形取景框截取下来的一幅画面。广东省博物馆藏谢时臣的《秋江渔乐图》扇面是属于第一种处理方法。该扇面用纵横自如的笔墨,兼以浙、吴两派技法,描绘出秋天江南景色。对岸近处两峰以流畅而富于变化的线条勾皴出山石,数点深绿,辅以温润,使之柔和。后面的群山则淡墨敷出,地平线随扇面依势左右下落成弧形。左下角近处山石则以短皴勾勒,岩石线条严结墨重,稍加温润。树木的画法灵活多变,近景的枯树以鹿角法画出,远树则勾皴并用,叶子以点叶、夹叶写出,树木前后穿插掩映,繁而不乱。画中三艘船则依远近而有不同处理,近两艘白描勾线十分细致,且墨较重,湖中一艘勾画仍然细致,但墨色稍浅。舟上人物虽无脸部细致描绘,但从人物轮廓上来看,也各有不同,坐湖中舟上的人最悠闲,侧脸望着湖边两舟上忙碌的人们。湖水则无波澜,几处浅滩淡墨画出,几丛芦苇以线勾出辅以颜色晕染,颇清雅。总体上,笔墨兼顾浙吴两派特色,而相辅相成,平静持重。而广东省博物馆藏的蓝瑛《仿米山水》扇面则是按正常地平线画就的。该幅扇面以山间小河为主景,中间高低两树,左远一楼,右近一亭,一人孤舟驶向中间山前空地,颇悠然。画的水平面不依扇面弯曲而保持平直。主山以米点为基调,粗重点染山脊,已非米点细腻韵味。除中间一山外,左右两山以他擅长的没骨笔墨技法深浅渲染而成。树、草、屋之类似随意写出,但杂而不乱,疏密得当。虽然山水平淡无奇,但在他的笔墨轻重渲染间,悠然洒脱,使观者颇似舟中人,想之往之。此扇面虽题曰“法米南宫”,但承米氏笔意而发挥之,笔墨率意驰骋,而又章法有度,别开生面,文人气息盎然。整幅扇面正合他对前人的评价:“董、巨尚以笔墨韵动,渲染远近,是后开元人生面,无涯妙道。”(《真迹》)
    扇面艺术在民国时期继续保持了它在中国艺术上和生活中的重要性,但在艺术上和形制上没有什么超出前代的,而值得一提的创新是集锦扇。在此之前,虽然也有多人在同一扇面上合作绘画,或分段书写各自署款的扇子,但集锦扇却是将扇面空间用不同的方法加以分割,然后由多名书画家分别作书绘画。从最少的两人组合开始,到多至十余家合作的集大成之作,确实令人耳目一新。20世纪,随着现代印刷术的广泛应用,在社会上曾经流传大量印刷扇面的扇子。由于其模版制作粗劣或印工不精,不仅没有起到普及扇面艺术的作用,相反地使扇面艺术创作和欣赏有很大的倒退。20世纪末,由于电扇、空调使用的普及,扇子逐渐退出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与此同时,扇面艺术也逐渐离开人们的日常生活成为专门的艺术。虽有不少书画家在扇面艺术领域继续探求,并有所成就,但由于这些新制的扇面往往不作为日常应用,甚至不装设在扇骨上形成完整的扇子而日渐成为一种异型的小品书画。
    扇面艺术的发展是与扇子的使用密切相关的,在中国历史上,唐宋和明清时期分别达成了纨扇扇面和折扇扇面的艺术高峰,这艺术高峰的形成正与唐宋时期的纨扇和明清时的折扇广泛使用有着密切的联系。虽然,扇面艺术在今天已经渐离我们的日常生活,但作为中国文化的优秀遗产之一,传世的扇面佳作仍然是值得我们去鉴赏和借鉴。
 
 
郭秀媚:广东省博物馆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