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成果
当前位置:首页 〉学术 〉学术成果

清代制瓷图连环画研究

发布时间:11-11-12


    “连环画”根据《辞海》的定义是“用多幅而连续叙述一个故事或事件发展过程的绘画形式。”(1)中国连环画的出现不晚,钱杏邨先生提出“至迟到了魏,中国连环图画己经开始诞生,有的已多至十二幅,样式也有变化……”(2)传统多样化的连环画中,有一类关于经济生产题材的,起源也很早。宋代以来,广传于世,翻本、摹本、拓本不少的《耕织图》,早已驰名中外,影响深远(3)。稍后,元代陈椿描绘盐民晒盐劳动过程的《熬波图》,亦已引起中外学者研究关注(4)。由于农业、手工业生产流程有其特殊性,以连环图插画为经、文字解释为纬、图文并茂的图册大量出现,实非偶然。这些图画包含着大量的历史、工艺信息,大部分是从文字或文献中无法得到或无法准确理解的,其学术、参考价值自然不可忽视。本文集中介绍这些手工业生产流程连环画中的制瓷图,兼及有关的几个问题,就正于方家。
一、明清版刻制瓷图
    中国陶瓷的发展到了元代,是一个分水岭,因为在这个时候,江西景德镇的陶工发明了高岭土加瓷石的二元配方,创制了白瓷器,使景德镇成为全国的“瓷都”,其它地方窑场都无法与之竞争。所以明清两代,有关瓷器制作过程的文字,无一不是描述景德镇瓷业的生产工序。
    最早的和最有系统的制瓷描述文字是南宋蒋祈所著的《陶纪》(5),而附有插图的则是明末宋应星所著的《天工开物》。《天工开物》是一部科技典籍,内容记述了明代以前的农业和手工业生产技术成就。宋应星(1587-1666?),字长庚,江西南昌人,万历举人,仕途不大如意,但生平究心实学,《天工开物》是其代表作。此书于崇祯九年(1636)成稿,翌年初刊。书中第七卷为《陶埏》,内容“分瓦、砖、罂瓮、白瓷、青瓷、窑变与回青六条。瓦(包括琉璃瓦)、砖二条讲主要建筑材料砖瓦的制造,从和泥、制坯到烧窑各工序都作了介绍。罂瓮(陶瓶及陶瓮)、白瓷二条论述陶瓷器的烧制技术,是本卷的重点,对陶瓷产地、陶瓷原料、坯体制作、烧制等方法都一一作了描述,同时对主要设备如陶车、陶窑构造及形制也给出具体的定量叙述,包括各部件的尺寸。还提到几种瓷釉的配制及施釉技术……”(6)
    卷中有插图13帧,分别为:造瓦、瓦坯脱桶、泥造砖坯、煤炭砖窑、砖瓦济水转釉窑、造瓶(图1)、瓶窑连接缸窑、造缸、过利、瓷器汶水、瓷器过釉、打圈、瓷器窑。一般是一版一插画的直幅形式,但“瓶窑连接缸窑”则为跨版两直幅连接成一大横幅。宋应星为江西南昌人,家乡距离景德镇很近,因此《陶埏》卷中的插图都是按照作者实地调查,现场观察所得而绘出的。诸如陶车的底部结构(图1)和景德镇晚明盛行的葫芦窑,都能很忠实的反映出来,远较后出的重绘本(如1927年陶湘重刊石印本),一味讲求画面美观,构图繁密,来得真实纯朴。也可以说《天工开物》中《陶埏》一卷的插画开创了清代诸多制瓷图的先河。
     有清一代版刻制瓷过程连环插画,似乎只有蓝浦撰、郑廷桂补辑、刊于嘉庆二十年(1815)的《景德镇陶录》。蓝浦为乾隆时人,据原书前面的浮梁知县刘丙序文:“郑生廷桂……以其师蓝滨南文学《陶录》遗稿来质于余。其所记载,则又多余耳目所未逮。盖生乎其地,自少而长,习知其事,随时而笔之于书,良非采访记录,偶焉旁涉者可同日语也……遂亟属郑生,因仍而增损之,成书十卷。中博考群书,旁及诸陶,而以专为镇陶而有事也。总题曰《景德镇陶录》。”(7)据此知蓝浦为景德镇人,“习知其事”,书中有关景德镇窑事都是现场观察的一手资料。卷一《图说》,为郑廷桂所补,也很忠实地描绘了乾嘉时期的御窑厂以至陶瓷生产工序。十六帧插画都是跨版两幅连接成横幅,依次为:景德镇图、御窑厂图,陶成图十四帧:取土、练泥、镀匣、修模、洗料、做坯(图2)、印坯、旋坯、画坯、荡釉、满窑、开窑、彩器、烧炉。由于是横幅,画面构图如和《天工开物》比较,显得丰富,有时候同一幅中描绘了超过一种的工序,则以房屋、山石或树木分隔,结构布局无疑比《天工开物》为进步。可惜此书嘉庆初刊本不易见到,坊间翻印的多是同治九年(1870)或光绪十七年(1891)的重刻本,版面屡有残缺,尤其是细致部分,镌刻粗劣,模糊不清(8)。
二、清代院画系统制瓷图连环画
    院画亦称宫廷绘画,是由宫廷组织职业画家,专门为皇帝而绘制的作品。清代雍正、乾隆两朝,国力强盛,政局稳定,经济繁荣,院画得到重大发展,出现了代表清代院画面貌的规整、细腻、华丽而又带有欧洲绘画影响的典型风格。有人曾将清代院画按内容及作用分成四大类,即纪实、历史、装饰和宗教(9)。这无疑是很科学的,但似乎还遗漏了一类具有宣传意义,有教化作用的连环组画。清代曾出现多种《耕织图》,便是这类组画的代表。其作用,正如康熙帝在序言所说的:“用以示子孙臣庶,俾知粒食为艰,授衣匪易……欲今寰宇之内皆敦崇本业,勤以谋之,俭以积之,衣食丰饶。”(10)康熙之后,众多版本的《耕织图》、《棉花图》、《桑织图》、《陶冶图》,都带有这种教化、宣传用意。
    乾隆初年曾经命令院画家绘画《陶冶图册》,也是在这样的背景和目的下完成的。兹将有关史料按年份胪列于下备考:
    乾隆三年(1738):
    如意馆接旨令,皇帝交下《陶冶图册》二十幅,指名要“唐岱画树石,孙祜作界画,丁观鹏画人物。”(11)
    乾隆八年(1743)四月初八日:
    由内廷交出《陶冶图》二十张,奉旨:“着将此图交与唐英(12),按每张图上所画系做何技业,详细写来,话要文些。其每篇字数要均匀,或多十数字,少十数字亦可。其取土之山与乎取料、取水之处皆写明地名,再将此图二十幅按陶冶先后,次第编明送来。”(13)
    五月二十二日:
    唐英奏折:“奴才接到来文,随钦遵谕旨,敬谨办理。按每幅图画内所做技业,并取土、取料之山,遂一编明,并将图幅先后次第,另编总幅,恭呈御览。至陶务为琐屑工作,图既未备,编亦不能详列。惟谨就图中所载,遵旨编次,伏祈皇上睿鉴。”(14)
    乾隆十年(1745)十月:
    《石渠宝笈初编》,卷之四:“院本《陶冶图》,戴临书《图说》一册,次等,地一,贮重华宫。素绢本,右方着色画。凡二十则,末幅款云:‘臣孙祜、周鲲、丁观鹏恭画’。左方戴临书《陶冶说》,款云:‘臣戴临敬书’。册前空幅书《序》,亦录画目,后署:‘督理九江钞关内务府员外郎臣唐英恭编’十七字,书画各二十幅。”(15)
    1982年:
    院本《陶冶图》部分黑白照片发表于《景德镇陶瓷——纪念唐英诞生三百周年专辑》中(16)。
    1996年4月25日:
    香港佳士得拍卖公司:《中国宫廷御用艺术品拍卖图录》,第65号,清《陶冶图》,设色绢本册页二十开,每开一图一文,详绘制瓷程序,末页款:“臣孙祜、周鲲、丁观鹏恭画”,钤印:“臣观鹏”、“恭画”。对题末页款:“臣戴临敬书”,钤印:“臣临”、“敬书。”收藏印:“乾隆御览之宝”(方印及圆印)、“石渠宝笈”、“重华宫鉴藏宝”、“乐善堂图书记”、“嘉庆御览之宝”。
    1998年及2002年:
    上册先后于台湾鸿禧美术馆“清玩雅集收藏展”及故宫博物院“乾隆皇帝的文化大业”中展出(17)。
    按上列数据,院本《陶冶图册》似乎并不止一本。乾隆三年,皇帝交下《陶冶图》二十幅,由如意馆画匠作为范本重绘。重绘本是否即乾隆八年唐英奉旨编排本,又或者是《石渠宝笈》著录、重华宫原藏的孙祜、周鲲、丁观鹏合绘本,我们无法考证。但是经由香港佳士得拍卖、现存台湾的私人收藏本应与《石渠宝笈》著录的一册为同一本。现册中有“重华宫鉴藏宝”、“石渠宝笈”两印,可为明证。此册绘画景德镇制瓷的二十种工序,包括:采石制泥、淘练泥土、炼灰配釉、制造匣钵、圆器修模、圆器拉坯(图3)、琢器造坯、采取青料、印坯乳料、圆器青花、制画琢器、蘸釉吹釉、旋坯挖足、成坯入窑、烧坯开窑、圆琢洋彩、明炉暗炉、束草装桶、祀神酬愿。唐英所编撰的二十则对题《陶冶图说》,简明精确的描述了制瓷步骤的分工和专业细节,所以自18世纪以来即广为流传著录,成为最重要的清代制瓷工艺技术文献(18),有人将唐英的工序与现代生产工艺流程比较,发现是符合实际和基本相同的,所以誉之为“古代制瓷工艺流程的最完整纪录。”(19)然而,唐英编写《陶冶图说》时,局限于乾隆皇帝所发下的二十张《陶冶图》,在奏折中他说:“图既未备,编亦不能详列”,似乎有点不满意未能将制瓷的全部琐碎工序一一列出,不能无憾。但是《陶冶图》二十张,由三位院画家精工描绘,忠实的将御窑厂实景制瓷工艺重现,细部准确,用笔细腻,构图紧密,设色华丽,却不愧为清宫院画传世佳作。值得注意的是画中所有人物均穿着古代服饰,这是院画复古的一贯作风。
    院画系统的《陶冶图》,在雍乾两朝,恐怕曾经绘制了多本。北京故宫博物院十余年前曾经新收入藏了此类《陶冶图》册的残本。该本残存八页,内容为:淘练泥土、造匣钵、圆器拉坯、琢器、画坯、采取青料、画青花、装桶等(20)。八页为绢本设色,34.7×34.7厘米,无题,无款印,亦无鉴藏章,据估计原来不止八开。此册入藏时经故宫专家定为“清朝早期”,即雍乾时期,与前述《石渠宝笈》著录孙祜、周鲲、丁观鹏合绘的一册大约同时(21)。此本虽然笔法较细,山石器物画法也同样受西洋风格影响,但《石渠宝笈》本画法更细,构图亦较紧密,人物形象细致,尤其是对制瓷工具细部的表现,清晰明确,交代清楚,比故宫新收本更为优胜。故宫本部分景物和人物位置安排(如《采取青料》,图4),和《石渠宝笈》本接近,是否两本互为影响,抑或都同出一母本,或故宫本稍后,现阶段恐怕很难有断案。
    除此之外,另有一册此类的院画系统《陶冶图》,现已流出海外,为法国巴黎一位私人收藏家藏品(22)。此本三十开,每开31×35.7厘米,绢本设色。可惜只有一开发表,此开构图和故宫本中的《圆器拉坯》(图5)相近,据说明介绍,此册署“焦秉贞”,焦秉贞活跃于康熙朝,主持《耕织图》的绘制,至雍正初仍健在,由于未见原画,不能确定真膺,但此册风格华美,似出自院画工匠之手,亦可能是有所本的临本。
    清代宫廷绘画在嘉庆以后,逐渐没落。台湾故宫博物院藏有清宫原藏19世纪后期《景德镇陶图记》一册十四开,首页为序文,第二页为御窑厂图,以后十二幅为制瓷程序,依次为:取土、淘泥、做坯、旋坯、乳料、画坯、蘸釉、满窑、烧窑(图6)、开窑、红彩、烧炉。台湾故宫谭旦冏先生前已为此本详为考证比较(23),于此不赘。此册格调不高,构图松散,人物拙劣,但工序、工具描绘等尚算准确,有部分场景安排,与刊于嘉庆二十年(1815)《景德镇陶录》的插画相似,谭先生注意到此册首页的御窑厂图建筑物的改动,认为此册的描绘是在嘉庆以后,不无道理。
三、清代外销制瓷图连环画
    广州在秦汉时期已是货品汇聚的重要都会,隋代至元,“海上丝绸之路”繁荣,广州作为这条“丝路”的主要起点,港口中外商舶云集,千百年来经广州运销出口的丝绸、陶瓷、茶叶,经过海路销往世界各地,物质方面的交易也促进了文化方面的双向交流。明清两代虽然有“海禁”,但自乾隆二十三年(1758)至道光十九年(1839)间,广州成了全中国唯一的通商口岸,在对外贸易中处于垄断地位,广州在这期间也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枢纽,有力地推动了中西文化的碰撞和交流。为了满足西方人对中国的好奇心,也为了适应贸易的需要,清代广州出现了大批外销画画家、画店和作坊,描绘广州以至中国各地风光景物、乡土人情、各行各业的外销画大量生产,运销外国。随着丝绸、陶瓷、茶叶等货物外销出口,绘画种茶、烧瓷、桑丝生产过程的连环画也应运而生,大量外销。现在欧美各地稍具规模的博物馆,无不藏有一两套甚至多本这种连环画,见证了当时这类画册的外销数量,和18、19世纪西方人的收藏兴趣及时尚。
    欧美传世外销制瓷图连环画多不胜数,笔者参考了个人手头上的现成材料,将已发表的外销制瓷图排列于下:
    A1. 瑞典伦特大学图书馆藏本 (编号BH No.174):
    纸本水粉彩,50开,41×31厘米。约于1755 年由瑞典东印度公司董事长Colin Campbell带返瑞典,伦特大学图书馆于1795年10月20日以58银币购藏(24)。此册四开曾发表(图7),其绘画年代经过考证,重新定为“约1730年”(25)。
    A2. 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藏本(编号Oe104):
    绢本水彩,页数尺寸不详,据材料云是“小册”(26),其中九开(Oe 104 RES. fols. 19、 26、 29、32、36、38、 39、 96 and 98)曾彩色发表,并定为“约1770年”作品(27)。此册构图细部与上册很相似,应同出一母本(图8、9)。
    B1. 法国恩宁美术馆藏本(该馆1876年藏品目号为1471):
    纸本水彩,26开,33×28厘米。原为Paul-Christophe de Robien侯爵 (1731-1799)藏品,, 约于1767至1777年间由曾旅居广州的亲属Chevalier Pierre-Louis Achille de Robien (1736-1792)所送赠(28)。此册曾于Arts Asiatiques学刊上发表(29)(图10)。
    B2. 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藏本(编号Oe105):
    纸本水彩,26开,35×28厘米。Beudeley 认为是水粉彩本,并将此册年代定为18世纪中叶。全册只有一开(相当于B1的第25开,图11)曾经发表(30)。此册与B1同出一母本,但笔法更为细腻,全用中国传统的双勾线条钩勒,与B1多用西洋风格的没骨擦拭有所不同。
    B3. 美国底勒亚温特德博物馆藏本:
    纸本水彩,23开,25.2×24厘米。此册与B1同出一母本,笔法亦用西洋风格的没骨擦拭(31)。J. Kenneth Canby旧藏。缺三开,即B1册之1,14,18。此册各页背后有旧英文标题,但多错误。此册与B1同出一母本,但笔法较粗劣,制瓷工具细部交代不清,恐或是稍后的临本(图12)。
    C. 英国温斯公园图书馆旧藏本:
    此本曾经由Staehelin氏详细研究并彩色精印发表(32)。纸本(中国纸本,并经裱褙)水彩,34开,30×30厘米。每页均有两字中文标题,后钤印“检”、“尚”联珠印。“检尚”生平不详。此册于1954年10月伦敦苏富比公司拍卖,原为Lucas 及Dingwall女男爵和温斯公园图书馆旧藏,册前有Earl de Gray藏书票。同一收藏中尚有其它的中国画册,其中一项之年代下限为1746,Staehelin氏认为此册也应该同时所绘。此外,此册第30页《归装》有外国小舟,上插丹麦国旗(图13)。丹麦商船来华始于1731年,故此册之年代上限不能早于1731。此本笔墨精细,构图紧密,与他本不同。 
    D1. 法国国立塞维瓷厂藏本:
    纸本水粉彩,22开,高30厘米。深绢裱边。此本由旅居北京之法籍耶稣会神父钱德明(Jean-Joseph-Marie Amiot, 1718-1795)寄赠Mgr. Betin,之后为国立塞维瓷厂收藏(33)。册中一开曾发表(34)(图14)。钱德明于1751年抵北京后便一直留京,直至去世(35),为此册年代的上下限提供了参考。
     D2. 荷兰鹿瓦登公主坊博物馆藏本(馆藏编号5485-5512):
     纸本水彩,28开,30×28厘米。Scheurleer 曾将全册发表,并将此册年代定为19世纪初(36)。稍后Rinaldi 再发表其中部分(图15、16),将年代改定为18世纪(37)。此册大部分与D1各开同一母本,但有些细部略去,笔法亦稍简化,册中后半部分有一些构图系由B1及A1两本中,裁取局部,然后放大绘成(图17)。
     D3. 德国安腾堡斯卡坦博物馆藏本:
     此本质料、开数、尺寸俱不详。其中七开曾以彩色发表(38),七页中泰半与D2为同一母本,构图相近(图18),但此册纯用中国传统笔法,双钩细腻,设色明艳。  
     E . 英国伦敦维多利亚阿伯特博物院藏本(编号E.36至58-1910):
     纸本水彩,24开,40×60厘米。此册首由Clunus介绍,并定年代为“约 1770-1790”(39)。近选20开于广州展出并在图录中彩色精印(40)。此本光影透视,明暗拭擦,纯以西洋技法为之。册中景物偶有汉字,其中可考者为E58-1910之“逢源栈房” (图19)。广州18世纪行商中有蔡世文(Munqua文官),其商行先为逢源行,后改称万和行。逢源行一名用于乾隆三、四十年间(即约1765-1780)。蔡氏自杀于嘉庆元年(1796),逢源、万和行共历三十余年而败(41)。今广州荔湾区(旧西关)尚有逢源路,即为其居地。此史实与Clunus所定此册之年代大致吻合(图20)。
    F1. 荷兰鹿瓦登公主坊博物馆藏本(馆藏编号5514-5519):
    纸本水粉彩,24开,35.5×44厘米。Scheurleer(42) 曾稍作介绍,谓此本分两部分,首部八开描绘江西景德镇瓷业(图21),后四页则为广州制缸胎器的情况(可能是指石湾窑)。此外,又指出前有学者认为此册是出自“蒲呱”之手,年代为1790。其后此本再于《Europa und die Kaiser von China》发表,年代亦定为1790(43)。中国清代外销工艺学者Crossman曾考出“蒲呱”之活跃时期约为18世纪1780-1800年间(44),但在19世纪临仿本亦多。
     F2. 美国麻省沙林皮博迪艾塞斯博物馆藏本:
     纸本水粉彩,13开,22.8×33厘米。Crossman定之为1820年前后(45)。全册以透视立体的西方风格绘成,与F1前半部同一母本,但比例稍向左右扩展(图22)。
      F3. 香港艺术馆藏本 (编号AH1975.056.001-012):
    纸本水粉彩,12开,39.5×49.5厘米。该馆定为19世纪作品(46)。与F2同一母本,比例亦向左右扩展(图23、24)。 
      F4. 美国纽约大都会美术馆藏本(编号 55.139):
     纸本水彩,开数不详,38×50厘米。Corbeiller定为19世纪作品(47)。两页曾发表,均和F3同一母本,此两开不见于F2(图25)。
    F5. 英国伦敦大英博物馆藏本:
    质料、开数、尺寸不详,部分曾发表,定为19世纪(48)。除曾于Bouley书中发表之三开外,已发表的其它各页均与F2类似,亦同出一母本,但结构比较紧密,整体感觉没有像F2、F3两本那么扩阔(图26)。
    G. 美国麻省沙林皮博迪艾塞斯博物馆藏本:
    纸本水粉彩,12开,38.5×53厘米。定为19世纪约1825年作品,其中五开曾发表。Crossman 认为此册可能绘画广州附近石湾窑场的情景,其中模印成形,制造外销本销陶塑动物、假山、瓶鼎等,不见于其它各本(49)(图27)。
    H1. 英国伦敦维多利亚阿伯特博物院藏本(编号E2705-E2721-1921):
    纸本白描,17开,尺寸不详。前曾误认为“木刻版印”。Clunus曾介绍其中两页(图28).并定为1840-1860年间作品(50)。
    H2. 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藏本(编号Oe107):
    纸本白描,开数、尺寸不详,每页下端有汉字标题。十二页曾发表(51)。册中差不多所有制瓷工序都是想象绘成,与实际情况有很大出入(图29)。
    I. 其它本:构图均与以上各组不同,应另有粉本。
    I-1:巴黎私人藏本,采石图,纯用西洋技巧(52)。
    I-2:美国麻省沙林皮博迪艾塞斯博物馆藏本,纸本水彩,12开,35.6×45.7厘米,本册纸张为18世纪末叶的进口洋纸,年代约1795年(53)。
    I-3:美国费城美术馆藏本(编号67-32-1-6),纸本水粉彩,68×69.6厘米(连框),两开曾发表(54)。
    I-4:英国伦敦维多利亚阿伯特博物院藏本(编号D581-592-1901),此本未发表(55),纸本水彩,12开,风格较晚(图30)。
    J.美国麻省沙林皮博迪艾塞斯博物馆藏本(编号M25799):
    画布油彩,130×190厘米,将制瓷的全部程序和运输销售,描绘在一幅画面上(图31),为迄今所知仅见的标本,此本亦为所见清代制瓷图的唯一的油画(56)。
    以上8组23本外销制瓷图连环画,画家、作坊不详,无一署款,亦不具年款,加之作品本身是一种大量复制的外销商品,其母本或粉本经过多次辗转临摹,作者或作坊又众多,水平很参差不齐,所以要细考作品年代和风格演变过程,极之困难。可幸在上列的一部分作品中,个别的历史档案或流传过程,纪载了运销或最早的收藏者,为作品的具体创作年代上下限,提供了很好的参考数据。上列各本中,年代最早者为雍正八年(1730),最晚者为道光五年(1825),大约自18世纪初中叶起至19世纪中期止,经历了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四朝,时代跨越一个世纪,这和广州商港贸易鼎盛时期,是互相吻合的。
    综合上列的二十多本,我们也可以大致看出一个很粗略的发展脉络。如果我们能够将外销制瓷画出现的一个世纪分为三期的话,那么,早期便是以中国传统风格技法为标志;第二期中西合璧,西方技术、风格已大量出现;到了最后的第三期,则纯用西法。所谓西法,除了使用进口物料,如纸张、颜料(水粉彩gouache,又称蛋胶彩)之外,最大的特征是画面强调光影明暗效果,云彩、阳光、日月的表现,和物象的立体感,建筑物和山水景观采用了有“消失点”的“焦点透视法”等。虽然前面介绍的清宫院本制瓷图中,亦可以看到物象强调立体感,但是各页仍用传统的“散点透视法”,并没有消失点。最重要的是笔墨钩勒、点染设色、皴法双钩,采用的都是中国传统的画法,并不如西洋技巧的纯用笔触拭擦来表现物体的光影和立体感。
    这些外销制瓷画除了一张油画、一套设色绢本,和两本纸本白描外,全部都是纸本设色册。所用的纸张,可以是棉连,或者是稍加矾的“熟纸”,绘成后,经过裱褙加厚。到了18世纪末叶(约1780至1830),外国纸张开始输入,故此也有一些外销制瓷画是用这些进口洋纸绘画的。不过在所有的样品中,还没有看到带有Whatman等水印的,也没见到画在通草纸上的。至于设色所用的彩料,早中期所常用的,即上面数据中的所谓“水彩”,其实是中国传统的彩色颜料,以矿物或动植物彩料加胶绘画,效果和稍后出现的进口水粉彩(gouache),并不容易分辨。伦敦维多利亚阿伯特博物院实验室曾用X射线荧光仪测量了馆藏的纸本设色外销画(57),发现蓝色、绿色均为有机颜料,红色为朱砂,黄色为赭石,白色为铅粉。蛋白胶和其它胶质,都含蛋白质,很难区别。
    外销制瓷连环画的内容和前述的版刻、院画两大类有所不同。外销制瓷画册一套少者十余开,多者可达五十页。每册分两部分,上半部绘画制瓷过程:如陶瓷原料的开采和处理、瓷坯成形、绘画青花、上釉、烧窑,釉上彩、束草装桶、祀神等。下半部分则是景德镇以外的场景,如订货、请酒、议价、催货、水陆运输、广州货仓、点收、红彩、装箱、销售等。外销画绘制工匠都是广州人,作坊又在广州,对景德镇制瓷的实际工序不可能熟悉。因此之故,这些外销制瓷连环画的上半部,即景德镇部分中的工艺细节、工具配件,未免有误解,甚至纯出自臆测想象。比如画中的建筑物,无论是在景德镇抑或在广州,全部都是岭南地区的建筑风格,砖建水榭、回廊等,都是江南地区所见不到的。此外,墙头作“镬耳式”(即Ω形,如图20),这也是广东所独有的,因为江西、安徽一带的边墙都作阶梯递减式的“马蹄墙”(58)。
    误绘最严重者是窑炉的外形,所有各本,无论早晚,都画成像现代的导弹头的形状,顶部上端有横带(见图7、8、20、29、30),这样的窑炉结构,不要说全中国历代未曾见过,就连整个东亚地区,自古至今都未出现过(59)。众所周知,中国窑炉分三大系统,即南方的龙窑,北方的馒头窑,景德镇的蛋式窑。最后者“像一个平卧在地上的半个鸭蛋,前端高而宽,逐渐向窑尾收缩,窑尾有一独立的、其高度等于窑长的烟囱”(60)。古代景德镇窑炉为了遮雨蔽日,往往在窑炉结构之上加建木房子和木棚,在制瓷图上,原本的蛋形结构不能看到,可能因为这个原因,外销画匠便错误地臆造了闻所未闻的导弹头式的窑炉结构。
    此外,瓷工拉坯成形所用的陶车,是圆器成形的必需工具,也是所有窑场所必备的工具。陶车,“又称辘轳,古代称为‘陶钧’……构造简单,是一块圆木板,它的下面中心处镶着一个特殊形状的瓷碗,覆盖在一根埋在泥地的直轴上端,使轴能平稳的旋转,用木杆将辘轳拨动,使它达到每分钟六、七十转的速度”(61)。在古代,电动马达未出现之前,陶车除了用木杆拨动之外,有时还可以由另外一个工匠,手牵屋顶垂下的绳子,半身悬空,以双脚推陶车转动,这样的方法似乎更快捷有效,在多本无论是本销外销制瓷图中,都有这样辅助动作的描绘。但是,不知什么缘故,所有中后期的外销制瓷画,陶车的外圆周边都加上了方形齿轮(图16、 18),好像如果不是这样,便不是机械构件的一部分,这也是广州外销画家画蛇添足式的臆造错误。
    景德镇瓷器运输到广州,先从景德镇昌江古码头启航,经过鄱阳湖,溯赣江而上,然后从陆路越过大庾岭,到达广东的南雄,再顺北江而下,经韶关、英德,最后抵广州。水陆运输,万水千山,路程是非常遥远艰辛的,外销画因此也必有两幅描绘“过滩”、“越岭”的山水画。瓷器到达广州后的各项额外工序,如过粤海关、按洋商的要求加绘釉上彩、低温烘烧、入货仓、包装、销售等情节,由于画家身历其境,所以外销制瓷图的这下半部分,基本上是准确真实可信的,连珠江沿岸景物如花塔、镇海楼、海珠炮台、东炮台、税关等都一一入景,偶尔点缀一两个西洋人于其间(图9、13、19),为这些外销画钤上了历史的烙印。
四、小结
    以上的三类制瓷图的服务对象,或者用西方美术史流行词汇——赞助形式,各有不同。第一类是民间大众,画面简朴实用;第二类是皇室宫廷,结构华美严谨,笔墨水平最高;第三类作为明信片一类的纪念品,运销海外,满足西方人对中国的好奇心,也在中西陶瓷工业技术交流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其画风中西合璧,但美中不足的是个别工序有臆造。手工业生产流程题材的连环图插画包含着大量的信息,其学术价值不可忽视。本文介绍的三类制瓷图,自不例外,无论在绘画、艺术、经济、工艺、历史、中西文化交流等领域中,都有极其重要的史料价值。
    
    盛世修史,2002年国家启动了纂修《清史》的工程,专家们都普遍赞同要充分使用插图,“用图文并茂的形式,形象地展现历史面貌”,虽然其中图画的体例应该用什么形式,还没有统一的意见(62)。但是,我们深信像制瓷图的这类手工业图画,一定会越来越受重视,也一定会成为“正史”之外的珍贵原始数据,广为史学家所利用。

注释:
(1)  辞海编辑委员会:《辞海》(1989年版缩印本),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
              1990,页1177。
(2)  阿英:《中国连环图史话》,北京:中国古典艺术出版社,1957,页2。
(3)  中国农业博物馆编:《中国古代耕织图》,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1995。
(4)  Yoshida Tora: 《Salt Production Techniques in Ancient China, The Aobo Tu》, 
               Leiden: E.J. Brill,1993。
(5)  刘新园:《蒋祈〈陶纪〉著作时代考辨——兼论景德镇南宋与元代瓷器工艺、   市场及税制等方面的差异》,《文史》,1983,18辑,页111-130,19辑,页79-107。
(6)  潘吉星:《天工开物校注及研究》,成都:巴蜀书社,1989。《天工开物》的
               初刊本藏北京国家图书馆,1959年中华书局曾据原样影印,线装三册。此后的
        重印本有多种,坊间易得。
(7)《景德镇陶录》重印本很多,较易见且图版也较清晰者为熊寥等编:《中            
               国陶瓷古藉》本,南昌:江西科技出版社,2000,页346-423。亦见传振伦:
               《景德镇陶录详注》,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3;欧阳琛等:《景德镇陶
               录校注》,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6。
(8)如上引《景德镇陶录校注》,或江西省轻工业厅陶瓷研究所:《景德镇陶瓷史
               稿》,北京:三联书店,1959,插图二十九。
(9)聂崇正:《清代的宫廷绘画和画家》,《清代宫廷绘画》,北京:文物出版
               社,1992,页1-24。
(10)上揭《中国古代耕织图》,页83。
(11)余佩瑾:《别有新意——以乾隆官窑的创新为例》,《乾隆皇帝的文化大  业》,台北:故宫博物院,2002,页285,引清宫造办处各作成活计清档等。
(12)唐英(1682-1756 ),当时督理九江税关兼管景德镇御厂窑务。
(13)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清史档案史料丛编》,第十二辑,北京:中华书局,
               1987,页12-130。
(14)  同上注。
(15)  张照等:《石渠宝笈初编》,台北故宫博物院1971年重印本,下册,页766。
(16)  《景德镇陶瓷》,1982:2,页33-35。
(17)   鸿禧美术馆编辑小组:《中华文物集粹——清玩雅集收藏展II》,台北:财团法人鸿禧艺术文教基金,1998,页76-78。上揭《乾隆皇帝的文化大业》,V-1,页166-169。
(18) 《陶说》,《江西通志》,《浮梁县志》等。
(19)   李国帧、郭演仪:《中国名瓷工艺基础》,上海:上海科技出版社,1988,页
               10-13。
(20) 清史图典编辑委员会:《清史图典  雍正朝》,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2,
               页149-156。
(21) 故宫博物院书画组许忠陵先生见告。
(22) Michel Beurdeley 及Guy Raindre:《Qing Porcelain, Famille Verte, Famille
               Rose》,伦敦:Thames and Hudson,1987,页33,图26。
(23)  《故宫季刊》,第五卷第一期,1970;亦见谭旦冏:《中国陶瓷  史前、商周
               陶器》,台北:光复书局,1980,页10-53。
(24)  Walter A. Staehelin:《The Book of Porcelain, The Manufacture and sale of
      export porcelain in China during the eighteenth century, illustrated by a
               contemporary series of Chinese watercolours》,伦敦:Lund Humphries,965, 
               页82,注11。
(25)  Jan Wirgin:《Fran Kina till Europa, Kinesiska konstforemal fran de
          ostindiskacompaniernas tid》,Stockholm: Ostasistiska Museet Stockhom,1998,页282- 283。 考证见Belfrage:《Chinese Watercolours from the18th Century Illustrating Porcelain Manufacture》,《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Bibliophiles XV Congress Copenhagen Transactions, 1987》,Kopenhamn,1992。
(26)  上揭Staehelin书,页82,注11。
(27)  上揭Beurdeley 及 Raindre书,页 9、 3、34、 35、 197。
(28)  Staehelin上揭书,页82,注11。
(29)    Pierre Huard 及 Ming Wong:《Un album Chinois de lepoque Tsing consacre a
         la fabrication de la porcelaine》,《Arts Asiatique》,Tome IX,1962-63,
               Fascicules 1-2,页3-60。
(30)    Beurdeley 及 Raindre上揭书,页37,图33。
(31)    Jean McClure Mudge:《Chinese Export Porcelain for the American Trade 1785-1835》,底勒亚: 底勒亚大学出版社,1962,页57-62。
(32)    Staehelin上揭书。
(33)    Staehelin上揭书,页82,注11。
(34)    Huard 及Wong上揭书,页58。
(35)   费赖之(冯承钧译):《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北京:中华书局,页
               873-906。
(36)   D. F. Lunsingh Scheurleer:《Letters of Father dEntrecolles and accounts of Chinese porcelain from old European publications》,Canaletto: Alphen aan den Rijn, 1982, 图版1-18。
(37)    Maura Rinaldi:《Kraak Porcelain, a Moment in the History of Trade》, London: 
               Bamboo Publishing Ltd,1989,页50-54。
(38)  Florian Hufnagl:《Porzellan aus China Die Sammlung Seltmann》,Weiden:
               Internatinales Keramik-Museum,1994,图 11、 19、 21、 23、 25、 27、 31。
(39)    Craig Clunus:《Chinese Export Watercolours》,伦敦:维多利亚阿伯特博物
               院,1984,图版8。
(40)    刘明倩等:《18-19世纪羊城风物──英国维多利亚阿伯特博物院藏广州外销
               画》,2003,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页98-117。
(41)    梁嘉彬:《广东十三行考──鸦片战争前广东国际贸易交通史考》,台北:私
               立东海大学,1960, 页220-222。
(42)    Scheurleer上揭书,页86a.
(43)   Hendrik Budde:《Europa unde die Kaiser von China》,柏林:Heenemann,
               1985,页224-225。
(44)   Carl L. Crossman:《The Decorative Arts of the China Trade,Paintings,Furnishings and exotic curiosities》,Suffolk:Antique collectors Club Ltd,1991,页185-186。  
(45)    Crossman,上揭书,页438,图2。
(46)  本册资料,承丁新豹博士、杨丽中女士赐告。
(47)    Clare le Corbeiller:《China Trade Porcelain: Patterns of Exchange》,纽约:
               大都会美术馆,1974,页5-6,图2-3。
(48)  Anthony Du Bouley:《Chinese Porcelain》,伦敦:Weidenfeld and Nicolson, 1970,图4,123-125及衬纸,另见Robert Tichane:《Ching-te-chen, Views of a Porcelain City》,纽约:The New York State Institute for Glaze Research,1983,图5.30、5.34。
(49)  Jean McClure Mudge:《Chinese Export Porcelain in North America》,纽
          约: Riverside Book company,2000,页30-31。又见Crossman上揭书,页
               313,彩版111。
(50)    Clunus上揭书,页71,图43、44。
(51)    Beudeley 及Raidre上揭书,页39-40。
(52)    Beudeley 及Raidre上揭书,页32,图25。
(53)    Crossman上揭书,页180,图85。
(54)    Jean Gordon Lee:《Philadelphia and the China Trade 1784-1844》,Pennsylvania
 Philadelphia Museum of Art,1984,页195,图213。
(55)  承该院亚洲部刘明倩女士提供照片。
(56)  彭绮云等编:《海贸流珍──中国外销品的风貌》,香港:香港大学美术博物
        馆,2003,页144,图84。
(57)  Clunus上揭书,页76-77。
(58)  白明:《景德镇传统制瓷工艺》,南昌:江西美术出版社,2002,页52-53。
(59)  熊海堂:《东亚窑业技术发展与交流史研究》,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5。
(60)  刘振群:《窑炉的改进和我国古陶瓷发展的关系》,《中国古陶瓷论文集》,
        北京:文物出版社,1982,页170。
(61)  周仁:《我国传统制瓷工艺述略》,《中国古陶瓷研究论文集》,北京:轻工
        业出版社,1983,页90。
(62)   刘路、郭玉海:《清代图画与新修清史》,《清史研究》,2003:3,页11-18。
 
林业强: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馆长

编者按:
    在“羊城风物”展览的学术报告会上,林业强先生作了题为《外销画中的制瓷》的演讲。之后,林业强先生又再易其稿,是为此文。
From the Editor
Mr. Peter Y. K. Lam gave a speech entitled Porcelain Manufacture in Export Paintings on the seminar Souvenir from Canton. After the seminar, Mr. Lam rewrote his speech for this essay.
 
 
(图1)明崇祯刊本《天工开物》:造瓶(国家图书馆藏版)
(Fig.1) Illustration from Tiangong kaiwu: Making of ewers, Congzhen edition, Ming dynasty, Chinese National Library
(图2)清嘉庆刊本《景德镇陶录》:做坯
(Fig.2) An illustration from Jingdezhen taolu: throwing of round pieces, Jiaing edition, Qing dynasty
 
(图3)院本《陶冶图册》:圆器拉坯(台湾私人藏品)
(Fig.3) Album by court painters: throwing of round pieces, Private collection, Taiwan
 
(图4)故宫本《陶冶图》:采取青料(故宫博物院新收藏品)
(Fig.4) Attributed to court painters: quarring of cobalt ore, New acquisition at the Palace Museum, Beijing
 
(图5)焦秉贞款《陶冶图》:拉坯练泥(巴黎私人藏品)
(Fig.5) Album signed by Jiao Bingjing: throwing and pounding clay, Private collection, Paris
 
(图6)清末《景德镇陶图记》:烧窑(台湾故宫博物院藏品)
(Fig.6) A late Qing album: firing, National Palace Museum, Taiwan
 
(图7)瑞典伦特大学图书馆藏本:入窑
(Fig.7) Stacking of pieces into kilns, University Library, Lund, Sweden
(A1)
 
 
(图8)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藏本:入窑
(Fig.8) Stacking of pieces into kilns, Bibliotheque Nationale Paris, France
(A2)
 
(图9)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藏本:开铺
(Fig.9) Porcelain shop, Bibliotheque Nationale Paris, France
(A2)
 
(图10)法国恩宁美术馆藏本:开铺
(Fig.10) Porcelain shop, Musee des Beaux-Arts de Rennes, France
(B1)
 
(图11)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藏本:开铺
(Fig.11) Porcelain shop. Bibliotheque Nationale Paris, France
(B2)
 
 
(图12)美国底勒亚温特德博物馆藏本:开铺
(Fig.12) Porcelain shop, Henry Francis du Pont Winterthur Museum, Winterthur, Delaware, U.S.A.
(B3)
 
(图13)英国温斯公园图书馆旧藏本:归装
(Fig.13) Paying custom duty, Ex. Wrest Park Library
 

(图14)法国国立塞维瓷厂藏本:水碓
(Fig.14) Water-powered pounding mil, Manufacture Nationale de Sevres, France
(D1)
 
 
(图15)荷兰鹿瓦登公主坊博物馆藏本:水碓
(Fig.15) Water-powered pounding mill,Museum Het Princehof, Leeuwarden, Amsterdam, Holland
(D2)
 
(图16)荷兰鹿瓦登公主坊博物馆藏本:练土拉坯
(Fig.16) Throwing and pounding of clay, Museum Het Princehof, Leeuwarden, Amsterdam, Holland
(D2)
 
 
(图17)荷兰鹿瓦登公主坊博物馆藏本:开铺
(Fig.17) Porcelain shop,Museum Het Princehof, Leeuwarden,Amsterdam, Holland
(D2)
 
(图18)德国安腾堡斯卡坦博物馆藏本:练土拉坯
(Fig.18) Throwing and pounding of clay, Genehmigung des Schlob-und Spiekartenmuseums, Altenburg, Germany
(D3)
 
 
(图20)英国伦敦维多利亚阿伯特博物院藏本:装窑
(Fig.20) Staking of pieces into kilns, 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 London, U.K.
(E)
 
 
(图21)荷兰鹿瓦登公主坊博物馆藏本:水碓
(Fig.21) Water-powered pounding mill, Museum Het Princehof, Leeuwarden, Amsterdam, Holland
(F1)
 
 
(图19)英国伦敦维多利亚阿伯特博物院藏本:广州货仓
(Fig.19) Warehouse in Guangzhou, 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 London, U.K.
(E)
 
(图22)美国麻省沙林皮博迪艾塞斯博物馆藏本:水碓
(Fig.22) Water-powered pounding mill, Peabody-Essex Museum, Salem, Massachusetts, U.S.A.
(F2)
 
(图23)香港艺术馆藏本:水碓
(Fig.23) Water-powered pounding mill, Hong Kong Museum of Art
(F3)
 
 
(图24)香港艺术馆藏本:装箱
(Fig.24) Packing, Hong Kong Museum of Art
(F3)
 
(图25)美国纽约大都会美术馆藏本:装箱
(Fig.25) Packing,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New York, U.S.A.
(F4)
 
(图26)英国伦敦大英博物馆藏本:水碓
(Fig.26) Water-powered pounding mill, The British Museum, London, U.K.
(F5)
 
 
(图27)美国麻省沙林皮博迪艾塞斯博物馆藏本:印模
(Fig.27) Moulding of pieces, Peabody-Essex Museum, Salem, Massachusetts, U.S.A (G)
 
(图28)英国伦敦维多利亚阿伯特博物院藏本:拣择装桶
(Fig.28) Packing porcelain, 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 London, U.K.
(H1)
 
(图29)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藏本:烧瓷器窑
(Fig.29) Firing porcelain, Bibliotheque National Paris, France
(H2)
 
(图30)英国伦敦维多利亚阿伯特博物院藏本:出窑
(Fig.30) Removing porcelain from kiln, 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 London, U.K.
(I-4)
 
(图31)美国麻省沙林皮博迪艾塞斯博物馆藏本:制瓷过程
(Fig.31) The making of porcelain, Peabody-Essex Museum, Salem, Massachusetts, U.S.A.
(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