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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剑父画稿与创作的关系  

发布时间:11-11-12

    今天我很高兴能参与这个盛会。由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和广州艺术博物院以及黎明伉俪合作举办的这个展览,内容是高剑父老师的画稿,有200多张,也出版了专辑,是一份深化研究高剑父先生艺术创作历程的非常宝贵的资料。有关这一批画稿的研究,陈滢副院长和翁泽文先生在专辑里已经写了长文,这里我就不再重复了。而刚才黎先生也将高先生对写生的理论及态度做了充分发挥。那么我就呼应一下这次文物馆展览的主题,将文物馆的藏品和有关的画稿做一个对照,补充一点资料。
  其实,我触发这一念头已经有好几年了。利用有关的画稿,可以对剑父先生的创作历程甚至有关作品的考订做出很大的学术贡献。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香港艺术馆收藏有一个瓷碟(图1),上面没有署剑父先生的名字,也没有署年份,只是在背面有一个“广州博物商会制”的底款,艺术馆就把它作为剑父先生的作品。很高兴我在展览中找到了一件写生稿(图2),与这个瓷碟上的画是完全吻合的,有关的主题也非常新鲜。图中用很严谨的白描线条画了六只螳螂正在厮杀,其中一只还按着另一只的腿。而转画到瓷碟上还加了色彩,更加生动传神。从这里就可以考证出这一个瓷碟确实是剑父先生所画的,而且有明确的年份,是1908年制作的。这就是通过对他画稿的研究而得到的结论。
  展览中还有两件排在一起的,右边是居巢的《饲鸟图》,左边是剑父同样题材的临摹稿(图3)。大家都可以看到,后者是以前者为依据的。但后者将团扇变为斗方,所以对空间的处理就略有不同。后者还加了“仿两峰小品”的落款,但我们找遍了罗两峰的出版资料,根本就没有这样的画,而且罗两峰的画也没有这种风格的。这很有可能是出于剑父的附托。那时是1899年,剑父在那一年刚拜伍德彝为师临摹古画。相信他是在临古画的时候受到启发,所以加上这句话,附托为罗两峰的作品。而这幅作品也有一幅画稿(图4),大家可以看到它的转变。这幅画稿是很漂亮的白描稿,和居巢的原作不同,和剑父最后完成的作品也不同,将稻草垂了下来,同时也将谷物移了位,画面更为丰富。当然,这可能是他在尝试创稿,因为他最后还是根据祖本来画。从这里也可以进一步看到他创作态度的严谨和白描功夫的纯熟。还有一件相关的作品是居廉的,他将原来居巢的团扇变为折扇,所以图中将鸟的姿态变为侧面的,使画面左方的空间由此而活泼了。这里也可以看到艺术家在临摹、借鉴之余加入了个人的创造。
  接下来是一件《老僧》(图5),1916年作的,这是最直接源于画稿的(图6),从老僧的面相,到很长的眉毛、胡须,到下面的草鞋、衣纹等,以至旁边的石头,全部都是根据这件画稿而作的,从中可以看到画稿和作品的联系,由稿到创作的变化。剑父先生运用苍劲的笔墨,产生水墨淋漓的效果,虚实对比处理得非常好。题跋也是很有趣:他说自己1916年在青山病院养病,画了四张画,其中三张是美女之类的,全部送给了护士;剩下这一件《老僧》没人肯要,所以最终他自己留了下来。这段题跋显示出1916年他是在日本养病,由此可以印证他的行止。至于这一件画稿是在哪里画的呢?目前还没有考证出来。此外,到了1945年的时候,他又利用同一件画稿画了一幅重彩画(图7),现藏香港艺术馆,但改了名,由《老僧》变成《道者》,因为他说这葫芦里不知道能变些什么戏法,所以换了宗教。
  有一件文物馆收藏的《红梅》,是1924年的作品。其实这件作品和画稿不是完全对应的,但因为我想让大家知道剑父先生对梅树、梅花曾作过大量的写生,而出版的只不过是几件而已,所以还是选了。我相信,如果有机会看到他整本写生册的时候,就会知道他的用心之处。这是一棵特别的梅树——云龙梅,下面是一些枝干,大家可以看到他对曲折的梅树老枝的描写,苍劲有力。这些全部都被他消化、融合在自己的作品中。这几件梅树画稿应该是相连的,虽然横竖不同,但尺寸一样,所以差不多是同时画的。落款中说“三月十二偕树人、定叔、萝生同游越谷古梅园写生”,但没有年款。越谷古梅园是日本很出名的一个赏梅的地方,3月12日正是梅花盛开的时候。年代可以根据书风来推测,但更重要的依据是陈树人,我们可以利用陈树人的事迹来考证。这应该是1914年的画稿,当时他们一起在日本写生。这样就能印证几位著名画家的行踪,更可以看出高剑父是趁着梅花盛放的时候大量写生、学习。
  还有一件也是文物馆收藏的《庭庑残叶》(图8),是1926年的画作。大家可能会觉得很有“日本味”,比如对干枯草木的描写,以及下面用排笔的渲染。这里我选了这一件画稿来作对比(图9),让大家看看笔墨的处理。我认为这件画稿其实不是写生,而是对日本画的临摹。我为它起了画名,叫《月下聚禽》,因为下面是一群禽鸟,上面是一轮圆月,用尖削的线条来处理,很有一种苍茫的感觉。从这里也可看出,即使到了1926年的时候,高剑父仍是这种风格。他的这种风格的延续,贯穿了整个20世纪20年代。这也可以说明他的风格演进的一个历程。
  文物馆有一件很出名的《大鹰》,是1929年的作品。但还有一件类似的,是1919年的作品。两件作品相隔有十年之久。题款也是相应的。后画的那件,画面有一种很豪迈的英雄气概,但题款中就有一种意兴阑珊的感觉。尤其是从那句“闲看新图剔雁灯”,可以看出他对世事的无奈,觉得自己不受重用,和画面那种雄强的英雄气概有一种对比。我还没有找到这件作品的画稿,可是1912年《真相画报》第九期封面上的画(图10),画上印章的印文是“高仑印”,应该是高剑父画的,跟《大鹰》是很相近的一种图像。可见早在1912年的时候,就已经有这一种图像,然后将它改变而成为另外一件创作。类似的题材在明治末期到大正时期形成日本一种很流行的主题,这里我选了一件荒木宽亩的作品让大家看看(图11),作一个比较。
  高剑父有一件《阿房劫火》(图12),我找到一件木村武山的原作来作为比较(图13),可以看到高剑父是将原作横向的构图改成有比较强烈的对角线的竖向构图,将建筑物移动到不同的位置,无论是用笔还是建筑物的处理都有他自己的特色。我特别高兴看到张颂仁先生收藏的现在正在展出的一件与此相关的画稿(图14),可以看出高剑父认真严谨的研究态度,甚至很多建筑物的细节都描绘出来。还看到黎明先生收藏的一件绢本画稿(图15),是加了彩的。刚才说的这件《阿房劫火》是没有年款的,但在纪念高剑父诞辰120周年作品展中有一件类似的纸本,上面有题跋而且有年款,是1930年作的,可以作为这件《阿房劫火》创作年代的参考。此外还有两件类似的作品,其中一件是《高剑父画集》里收录的,我不知道是印反了还是本来就是反转过来的构图,因为画上印章里“仑”字是左右对称的,没法判断是否印反,这要向广州方面的专家求证。也许可以从笔势方面来考证。
  还有一件很出名的《喜马拉雅山》(图16),是1933年作的,以前出于对高剑父先生山水画的考证就很重视它。以前有人根据山元春举后期的一些山水画,比如1930年的一件作品(图17),似乎与这件《喜马拉雅山》有点联系,就怀疑是受了山元春举的影响。但是,当我们看到他的写生稿之后(图18),这种怀疑就应该可以消除了。这其实是他根据实地的考察,将雪山的特征、结构和阴阳向背重新组织而创作的一件自己的作品。但是很可惜,下方建筑物的画稿我还没有找到。可以肯定的是,他画的很多建筑物都很明确,很有特征,应该在写生稿里出现过,但到目前为止还是没有找到,有可能是损毁了,这是非常可惜的事。但是我相信一定是有写生稿的,他一定是根据写生稿来画的。或者是还没发表出来,我们没机会看到。
  有一件《病虎图》,也可以看出画稿和创作的关联。为什么叫“病虎”呢?明明非常凶猛。原来他是在看一幅画,现实其实是很悲哀的,当时的中国还是一只病虎,这只威猛的老虎其实只是一张画。所以我们看他的题款就可以了解他当时的心情。
  《葫芦》也是文物馆的藏品,是他根据写生稿来重新进行创作的。
  最后是《文明的毁灭》(或者称《文明的浩劫》)(图19),里面很多寓意和象征,我就不进行深入讨论了。我想强调的是他对百合花的写生(图20),我们可以看到他对花卉传神地描写,有可能是在狂风暴雨下进行的。很多人都以为,十字架是西方文明的象征,那么他画十字架一定是受日本的影响。比如有一个很出名的日本画家在1910年所画的伊达政宗肖像画后面就有一个很大的十字架,把十字架这个母题放大作为衬托,高剑父很可能是受他的影响。但是昨天我看到画稿中也有十字架(图21),就感到很高兴。这件画稿上有年款,是1940年画的,对十字架作了很细致的刻画。因此可以将这件《文明的毁灭》定为1940年之后的作品。
  好了,我的介绍到此为止。很感谢各位!